宴會上的不速之客（第3/10頁）

如果說政治局失去一個最激進的聲音，那麽蘇聯新興的民主運動卻是出乎意料地找到了一位領導者——葉利欽。整個國家的形勢正朝著對葉利欽有利的方向轉變。戈爾巴喬夫因為擔心蘇共機關的權力會幹涉他的改革政策，使他不能完全掌控改革，所以他開始巧妙地操縱策劃，使這些組織漸漸失去權力。

1989年，就是葉利欽被逐出政治局後的第一年，戈爾巴喬夫允許蘇共以外的組織進行政治活動，結束了蘇共在政治領域長達60多年的壟斷。新的選舉機制在蘇聯歷史上第一次引入了競爭性選舉，蘇共書記被告知他們要想擁有權力，包括他們擔任黨內職務和地方蘇維埃政府或議會的領導，都必須通過選舉。實權從黨委書記的辦公室轉到了地方蘇維埃委員會和共和國議會手上。

共產黨的書記雖然抱怨，但沒有造反。他們都有機會參與改革，他們中的機敏分子，成功地運用黨的機器及其廣泛的影響力，幫助自己在日漸有權勢的地方蘇維埃政權的選舉中獲勝。地方政府的改革由高層指引，受高層支持。1990年3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將蘇聯憲法中授予蘇共在蘇聯國家和社會中特殊地位的條款給刪除了。大會還選舉戈爾巴喬夫擔任新創造出的職位——蘇聯總統，同時，他仍然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一職。然而，戈爾巴喬夫隨即就把他的顧問和蘇共重要角色從黨的機構調任至新選舉出的總統制政府中。

在這場由戈爾巴喬夫掀起的天翻地覆的變革中，沒有人比葉利欽收益更多，現在，他已經是戈爾巴喬夫的頭號政敵了。1989年春，當蘇聯舉行第一次半自由的選舉時，葉利欽開辟了一條史無前例的職業生涯的道路，在他之前任何心存不滿的政治家都無法企及。他精力充沛，活力過人，一下就抓住了機遇。在呈閱給布什總統為莫斯科峰會而準備的簡報中這樣描述葉利欽：“他的反政府情緒迎合了普通大眾，他呼籲加速改革，又贏得了開明知識分子的支持。”如果說，葉利欽不善於駕馭政府機器的話，他卻非常善於操縱大眾。當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改革失敗了，政治卻日益公開時，無數老百姓願意傾聽葉利欽的聲音。[7]

戈爾巴喬夫企圖改革斯大林中央集權的經濟管理模式，不承想卻加速了改革的覆滅。經濟改革的失敗加劇了商品短缺，也使人們更有理由批評黨的新舊政策，在和反對派的競爭中，蘇共正在失去優勢。1989年5月至6月召開了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反對派通過這次會議從政治上組織了起來。波羅的海國家的改革者力爭更大的自治權，最終希望獲得國家獨立，來自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其他主要城市熱衷改革的人民代表同他們聯合了起來。這個聯盟的矛頭直指蘇共機關。

葉利欽毫無懸念地成為俄羅斯反對蘇聯政體的反對派領導人。俄羅斯的老百姓已經厭倦了戈爾巴喬夫無休止的演說，因為這些演講結不出看得見的果實。在復興俄羅斯的民族大旗下，葉利欽憑借出色的政治天賦和才能聚攏了改革中的自由派和俄羅斯勞工運動的領導人，而此時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失敗了，留下了空空的貨架和不滿的人群，這兩者都促成了葉利欽的超高人氣。1989年3月，莫斯科民眾違背了克裏姆林宮的意願，選舉葉利欽為人大代表。在隨後的一段時間中，他的家鄉人又把他送進了俄聯邦議會，葉利欽在戰勝了兩位克裏姆林宮推舉的候選人後，被選舉為議長，他隨即退出了蘇共。

在1990年7月蘇共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上，當著所有人大代表的面，葉利欽以最公開的方式切斷了他和蘇共的一切關系。在葉利欽為政黨起的新名稱——“民主社會主義黨”被拒絕後，這位來自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的共產黨前大佬發表了公開演說，宣布脫離蘇聯共產黨。葉利欽認為蘇聯有必要過渡到多黨民主制，並且公開宣布，作為俄羅斯議會主席團的領導人，他不會聽命於其他任何政黨。

做出這個決定對葉利欽來說可不容易，也絕非他的草率之舉。他沒完沒了地修改演說稿的內容，隨著脫黨演說發表的時間日趨臨近，他變得焦慮不安。就在那些晚上，葉利欽對他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老鄉，也是他在那時最親密的顧問根納季·布爾布利斯傾吐了他的擔憂和疑惑，布爾布利斯說道：“他（葉利欽）不僅為即將發生的事情感到焦慮萬分，同時也很擔心，不知道他到底被要求做些什麽……他並不掩飾自己的想法，而是說：‘但這恰恰擡高了我！’”[8]

戈爾巴喬夫相信葉利欽退出蘇共意味著他事業的終結，正如他對自由派顧問安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所說的：“邏輯上講應該如此。”事實上，葉利欽公開脫黨預示著黨員不再是象征“卓越”的社會角色了，從而引發了蘇共的脫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