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反抗（第3/7頁）

他繼續強調，因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面臨著嚴峻的形勢，他承諾就新聯盟協議盡可能組織最廣泛的討論。亞納耶夫發言結束後，記者可以向他本人或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提問。那天下午，委員會已經下令查封所有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莫斯科報紙。這樣到了晚上，他們就可以通過完全被他們掌控的媒體，去傳遞他們希望公眾看到的政變實施者的形象。大廳裏架了多台攝像機。政變策劃者的心思很簡單：新聞發布會將由自己人操辦，即使有外國記者問一些讓人不舒服的問題，也會被忠誠記者所提出的“正確”問題抵消。

發布會最初進展順利。那些“可靠”的記者提出了設計好的問題，幫助亞納耶夫證明他們采取的特別行動和反對葉利欽開展活動是正確的。一位《真理報》記者說，葉利欽號召的大罷工“將導致最大的悲劇”。接下來一位外國記者的問題拉開了具有殺傷力的炮轟式提問的序幕。外國記者可不管那些條條框框，他們不斷地向亞納耶夫提出關於戈爾巴喬夫健康的問題，還指出這次政變是違法的。

但是最沉重的一擊是來自本地記者的提問，一位來自被政變者查封的《獨立報》的年輕記者塔蒂亞娜·瑪基娜，沒有收到邀請，卻悄悄潛入了會場。當毫無察覺的新聞秘書喊到她時，她的膽大妄為震驚了全場：“你能不能說說，你是否承認昨晚你們發動了政變？你更願意把它比作1917年還是1964年？”這話指的是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和赫魯曉夫的免職。

亞納耶夫巧妙地回避了問題，他說這兩個先例都不適用於這種特殊情況。然而，一位外國記者隨後的提問同樣尖銳，記者問這些政變者是否和1973年智利政變的領導人皮諾切特將軍（1973年至1990年為智利軍事獨裁首腦。）商量過。與會者哄堂大笑，鼓掌喝彩。新聞秘書要求會場恢復秩序。為了進一步回答提問，反擊對於委員會行動違反憲法的種種指責，亞納耶夫承諾蘇聯議會將於8月26日召開會議。他還特地向與會者擔保，他是忠誠於自己的“朋友——戈爾巴喬夫”的，他正急切期盼著戈爾巴喬夫身體康復後的回歸。就在記者會召開前，亞納耶夫接到消息，戈爾巴喬夫要求恢復他在福羅斯住所的通訊，並且提供飛機將他載回莫斯科。這一要求被拒絕了。然而，警衛重新接通了他的電視電纜，這樣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家人才能觀看到記者會。[5]

對於政變者而言，記者會算是失敗了。一個疲憊的政府官員，頭發灰白，面色不佳，為了遮住禿頂而剪了奇怪的發型，聲音發顫，淌著鼻涕，一雙不安的手不知該擱在哪裏，這一切都通過電視轉播傳到了全國。亞納耶夫在國內名望不高，那些認識他的人把他視為平庸之輩，這一切證實了人們最糟糕的預期。記者會已向全國人民顯示了，政變當局不僅受到爭議，甚至還很滑稽。

事實上，這些政變策劃者並沒有完全掌控蘇聯電視台。就在那天深夜，官方的新聞節目《時間》不僅播出了緊急委員會宣讀聲明和新聞發布會的召開，還播出了通往白宮路上的情況——葉利欽的支持者正在那裏設置路障。現在，莫斯科市的每個人不僅知道可以抵抗，還知道上哪兒去參加抵抗。

記者會反映了委員會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它缺少能服眾的領導人。政變的策劃者是克留奇科夫，但是形式上的權威屬於亞納耶夫，克留奇科夫作為一位經驗老到的政客，知道如何保住自己在蘇聯金字塔頂端的位置：回避責任。已經加入了緊急委員會的總理巴甫洛夫要求采取嚴厲措施打擊政敵和罷工人員，自己卻喝酒喝到高血壓病發，把醫院當成了最安全的避難所。自從亞佐夫元帥和內務部長普戈的屬下被派往俄羅斯之外的其他共和國鎮壓獨立運動以來，兩位領導人就爭吵不休，他們都不願承擔失敗的責任。亞佐夫元帥的妻子艾瑪在記者會召開時，趕往國防部見她的丈夫，她懇求自己的丈夫辭去委員會職務並致電戈爾巴喬夫。亞佐夫對她說：“艾瑪，你要明白我孤立無援。”當他收看新聞發布會的轉播時，絕望地搖了搖頭。艾瑪叫著丈夫的昵稱：“迪馬，你到底支持誰呢？你過去經常嘲笑他們！”[6]

新聞發布會結束後，政變者都聚集到了亞納耶夫的辦公室，他們數小時前的歡欣鼓舞已經蕩然無存了。現在，他們明白了葉利欽才對他們構成了真正的危險，必須要對付他。他們決定第二天早上就采取行動。

亞納耶夫和其他人在8月20日一大早就瀏覽克格勃備忘錄，上面記載了他們前一天犯下的種種錯誤。克格勃專家寫道，委員會未能執行讓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未能鎖定和孤立反對派領導人，切斷反對派之間的聯系，以及奪取反對派的媒體資源。更糟糕的消息是：隨著戈爾巴喬夫仍然在克裏米亞的牢籠中好端端活著的謠言在政界人士中四散傳播，蘇聯議會贊成委員會行動的可能性越來越小。那天早上，克留奇科夫、亞佐夫和內務部長普戈命令他們的手下準備進攻白宮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