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槍對著鼓：帝國主義遇上狂熱聚會

讀者大可合理提出質疑，指責我是歐洲中心主義者，只著眼於歐洲的歷史發展。不過請各位讀者注意，強迫世界各地的人接受自己信仰與文化的，不是中國人、阿茲提克人或祖魯人，而是歐洲人。從十六到十九世紀，在歐洲人摒棄與打壓傳統慶典的同時，歐洲人也在全球展開征服、奴役、殖民以及摧毀其他民族與其文化。航海技術和武器上的進步使歐洲順利征服世界各地。前面章節也談到，歐洲人的心理發生突變，個性更為積極且以自我為中心，這也使地理擴張顯得必要且誘人。歐洲人擁抱清教主義的同時，向外擴張的狂潮也同時爆發，仿佛有一股急於出走的沖動。人們紛紛提出各種理由（經濟、人口、思想，甚至性）來說明這兩者的關系。

但我們關心的，倒不是歐洲擴張的原因，而是隨之而來的影響。尤其從十六世紀後期起，歐洲人到處探險、征服與殖民，他們剛體驗過嚴酷的“文化改革”，容不下其他民族豐富的文化。塔希提島的歷史學家描述道，十九世紀到島上定居的清教徒傳教士，“信仰嚴厲又無趣的宗教，老是穿著黑色的衣服，從來不笑，不開玩笑，也不懂大家的趣味。他們覺得不得體或輕浮的，就不去碰。他們時時刻刻都記得身上的包袱與世人的罪”。[1]有些歐洲的基督徒沒這麽嚴肅，但到哪裏還是帶著懷疑眼光，好像別人都很容易情緒化。二十世紀初期一位美國教授譴責“原始的”狂熱宗教：“無意識的激動、狂熱的情緒、過度的熱情、刻意放縱，這些舉止都不會長出靈性成熟的果實。理性的愛、喜悅、平靜、刻苦、溫柔、善良、虔敬、謙卑——‘自制’才能接近神。”[2]

歐洲人在毀滅“原始人”的儀式時，有時會剛好遇上原住民部落本身的沒落。大洋洲塔斯馬尼亞（Tasmanian）和南美洲加勒比（Carib）文化消失，這沒什麽好感嘆的，從宏觀的角度看，早在幾個世紀前，這些文化的繼承人就屈服在歐洲的武器和疾病之下，不復存在了。在大洋洲，傳教士努力要提升與“教化”原住民，不過埋葬原住民的工作就已經讓他們喘不過氣來了。教會還曾召回某地的傳教士，“由於本區原住民逐漸消失，任務終止”。[3]

盡管如此，整體而言，歐洲人查禁其他社會的團體儀式，多半都是有意為之。大多數的歐洲人認為，歐洲以外的文化毫無用處，有位英格蘭的傳教者描述非洲文化“不過是一大堆松散的觀念，模糊、幼稚，純粹出於對周遭自然環境的迷信”。[4]歐洲人特別厭惡土著的儀式，其中當然包括跳舞、唱歌、戴面具，有時還有人會進入出神狀態。在非洲大部分地區，團體舞蹈與音樂的關系非常密切，正如歐洲人的“宗教”一樣。南非茨瓦納族（Tswanas）“跳舞”（go bina）一詞也有“崇拜”的意思。[5]南非、中非、東非班圖語族（Bantu）的“鼓”（ngoma）一字也作“儀式”、“崇拜”、“唱歌跳舞”之意。[6]

人類學家吉恩·可馬洛夫（Jean Comaroff）注意到，在南非所有的本土習俗和傳統中，“基督徒特別討厭當地人的團體歌唱和舞蹈”。[7]我們在導論中說過，不管到哪裏，歐洲人都覺得那些行為是社會騷亂，是在崇拜魔鬼，是猥褻的舉動。有些歐洲人則是從“科學”的觀點判定，那些人是歇斯底裏症。舉例來說，十九世紀後期，阿拉斯加尤皮克（Yupik）部落的耶穌會傳教士寫道：

我對這些可憐的人抱著極大的希望，盡管他們看起來這麽惡心，其他生物都忍不住要看一眼……他們的迷信行為多半是在崇拜惡魔。他們非常熱衷舉行表演和宴會來取悅死者，但事實上是在借由跳舞和吃喝取悅與放縱自己。[8]

歐洲人“教化”原住民的目的很多，可能是為了軍事擴張，或是便於行政管理，甚至是“寬大為懷”要帶給他們文明。不管為了哪個目的，歐洲人都極度討厭當地的團體儀式和活動。

歐洲人大舉擴張，四處打壓原住民文化，這點毫無爭議，有些學者甚至輕描淡寫帶過，仿佛不需要多加說明。舉例來說，人類學家喬恩·柯比（Jon P.Kirby）指出，在西非的傳教士“忙著對付傳統儀式與信仰”，連自己原本的任務和身份都忘了。[9]另一位人類學家貝芙莉·斯道傑（Beverly Stoeltje）解釋說，現代系統化的宗教試圖消滅原住民的宗教，使得宗教儀式與嘉年華活動慢慢分家。[10]顯然，如果外來者不接受原住民的宗教儀式，原住民為了延續傳統，就只好把它當作一般嘉年華活動。

令人沮喪的是，我們很難找到詳細的記錄，去了解原住民習俗所受到的沖擊。但夏威夷是例外。當地人記下了三方人士（白人傳教士、白人船員、夏威夷人）的沖突過程。夏威夷人（人數最多）想維持傳統的歡樂活動；船員想要喝酒及剝削當地女性；傳教士想要建立清教式的神權政治。夏威夷是由許多大小王國組成的，美國白人傳教士海勒姆·賓厄姆（Hiram Bingham）認為，當地人都是“一絲不掛的野人，外表看來貧窮、落後又野蠻”。[11]他和之後的傳教士努力阻止船員狂飲作樂，禁止夏威夷人從事傳統活動，例如沖浪、賽艇、戴花環，還有“當地墮落的舞蹈”——草裙舞。[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