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失的解藥

憂郁症普遍的起因是什麽？當局為何要禁止慶典活動？這兩個問題並不難解答。在都市化與市場競爭的經濟環境下，焦慮與孤立的人比較能存活，這些人就是容易憂郁、厭惡集體歡愉的人。加爾文主義為這樣的轉變提供了超驗的理論基礎，強化了孤立的價值，讓憂郁正式成為通往救贖的必經階段。這一切發生在像約翰·班揚這樣的人身上。從世俗的角度來看，他是嚴重的憂郁症患者，在傳教的歲月裏，他嚴厲反對慶典活動，更別說各種形式的娛樂。憂郁症蔓延與慶典的消失，都是“深層且重要的心理變化”，可視為現代化整體過程中無可避免的結果。然而，我們能不能找到更清楚的證據，說明嘉年華的滅亡直接影響到憂郁症的流行？

當然有，從某些例子得知，嘉年華的消失留下了一絲悲傷與遺憾。十九世紀法國歷史學家儒勒·米什萊（Jules Michelet）感慨缺乏慶典的童年：“我的童年不像在戶外的空氣中或溫暖的人群裏綻放的花朵，也未曾感受過情緒隨著其他人熱烈高漲。”[54]作家簡·裏斯（Jean Rhys）回憶她二十世紀初的童年，她很羨慕低下階級的人能參加慶祝活動，但家人不準她去：

在多米尼加的羅索（Roseau），大齋節前三天是嘉年華的時間，我們不能著裝參加，但可以打開窗戶看。街上有一群戴著華麗面具的人，還有樂隊。在一旁正襟危坐的我們，聆聽著，蓬勃的生命力一波一波而來。我願放棄一切，換取像那樣跳舞的機會。[55]

盡管如此，並沒有證據指出，人類集體歡愉的需求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清楚這種需求若被擋下，是否會導致憂郁症或其他心理疾病。顯然有上百萬的人放棄這種娛樂，但也沒有罹患現下種種心理疾病。這會使人認為班揚那樣的人所受的折磨沒什麽了不起，只是因為放棄了跳舞與嬉戲才痛苦不堪。慶典受到官方打壓，絕對是精神失調的病因之一，這不是我的創見。從近現代初期開始，精神失調就蔓延到整個歐洲文化中。十七、十八世紀時，人們將歇斯底裏視為女性憂郁症的同義詞，歷史學家斯塔利布拉斯和懷特提到：“弗洛伊德的歇斯底裏研究中，那些受驚的威尼斯女人不經意提到了嘉年華。艾瑪夫人被嚇慘了，她哀求弗洛伊德：‘你沒聽到馬群在馬戲團踏步嗎？’”[56]弗洛伊德一直要從這些心理疾病中找出性的根源，沒料到會聽到這樣的線索。斯塔利布拉斯和懷特評論：“某個方面來說，弗洛伊德的病人應該非常渴望參與傳統慶典中的各項儀式，但受限於自己的社會階級，她們不得不將‘自我’排除在這些慶典之外。”[57]

就算慶典的毀滅沒有造成憂郁症流行，但棄絕了傳統慶典，人們多少也失去了治療憂郁症的方法。羅伯特·伯頓提出許多治療憂郁症的方法，例如讀書、運動，有一則處方他則是一再強調：“讓他們去打獵、運動、玩樂、說笑、開心聚會……偶爾喝杯酒、聽音樂、和喜歡的人在一起、聽故事、玩玩具、唱歌、跳舞、暢飲，去做任何會讓人開心的事情。”[58]他承認，確實有些嚴厲的卡圖（Cato，就是加爾文主義者）一直在打壓唱歌、跳舞、變裝、戲劇等活動。但他打從心裏支持傳統慶典：“我真心向往五朔節、守靈夜、聖靈節等活動，如果不會影響到收成時間，官方應該允許人們自由地歡慶、唱歌跳舞、演傀儡戲、騎馬打仗、聚會、吹風笛、舉辦舞會、玩捉迷藏，還有他們喜歡的運動和娛樂。”[59]在他的理想世界裏，“人不應太操勞，應該有些娛樂的時間和節日，可以幽默對談、舉辦饗宴和派對……像波斯人的宗教節日和羅馬的農神節”。[60]這些對治憂郁情緒的方法，十六世紀的人就懂了，只是官方會嚴格規範，不允許人們出現“脫序的行為”。但至少理論上，憂郁的人精神可以為之一振，獲得安慰，隨著音樂而開心。[61]

伯頓寫下《憂郁的解剖》約一百年後，另一位英格蘭作家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e）呼應伯頓，支持他提出的良方。他以當時的科學觀點說明人類這個機器如何運作。他認為，唱歌、跳舞可以刺激分泌，治療憂郁，“感謝音樂無所不在的魅力。跳舞的時候有伴奏才提得起勁。聽音樂時，心裏充滿了活潑愉快的念頭，整座機器活力充沛、精神飽滿”。[62]但這種傳統的娛樂在伯頓的時代受到打壓，在布朗的時代，更是邁向滅亡了：“由此我們了解，唱歌這個快樂的活動帶來愉悅的感受，對心靈的影響甚巨。但令人驚訝的是，很少人從事這項娛樂消遣。它帶來的好處可是說不盡呢！”[63]身處在更為拘謹的清教時代，布朗不建議再舉行“農神節”，只要在“合理且固定的時間”規律地跳點舞就可以了，最好是“餐後找個方便的時間，大約一個小時”。[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