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再創嘉年華

誠如本書一開始提到的，十九世紀的新教改革者只要一想到，改信基督教的或霍屯督人會多麽討厭“不得體”的嘉年華活動，就覺得那些熱愛嘉年華的歐洲人一定會備受打擊。新教徒幻想著，這些改信基督的“野人”若發現文明的基督徒居然戴面具跳舞，像家鄉那些未改宗的同胞一樣在公開場合嬉鬧，一定會很厭惡。不過，想象未改宗的“野人”噗通掉進現代都市，那才有趣吧。如果我們把十八世紀大洋洲土著、北美印第安人或新幾內亞的居民送到曼哈頓午餐尖峰時刻的街上，會發生什麽事情呢？

他們一定會被紅綠燈、汽車和大片取代樹和草的建築物嚇得目瞪口呆。先不論未來科技帶來的驚嚇（如同所有的喜劇情節），最令他們驚奇的是身在人群中的感覺：一個路口就聚集了這麽多人，他們生活中唯一有機會看到這種場面，是部落每年一度的聚會，幾百個人在同一時間齊聚，跳舞、飲食、狂歡個幾天。

依他們的經驗來看，這麽多人聚在一起，應該是為了舉辦慶典，既然城市街上有這麽多人，顯然是為了參加更熱鬧、更有創意的活動，場面一定超過自己家鄉幾十個人的慶典。片刻間，在這些“野人”的眼中，紐約客臉上的妝、身上穿的制式“服裝”，會讓他們誤以為闖入一個慶典，但這些人臉上的表情很快就會推翻他們的猜測。這些人表情緊繃，沒有一絲笑容，回避眼神交流，只顧著要去辦事。不管這些人要去做什麽，顯然都不是在玩樂。原住民朋友大為震驚，這麽多人聚在街上，居然沒打算（或沒能力）來辦個嘉年華？

彭透斯王和狄俄尼索斯、教宗和跳舞的農夫、清教徒和嘉年華愛好者、傳教士和跳狂熱舞蹈的原住民，在這長達三千年的對峙過程中，彭透斯王和他的盟友似乎獲勝了。集體歡愉的場合被嚴重邊緣化，窮人們只能在教堂外的街道聚集，年輕人只好去陰暗的酒吧鬼混。更重要的是，歡愉的源頭——“他人”，包括陌生人，也不再引人入勝。在今日的世界，“他人”成為我們個人成就的阻礙。“他人”在市區街上和高速公路上妨礙我們行進，搶了我們的停車位和工作。“他人”這麽多，房價才會高居不下。“他人”粗魯又吵鬧，毀了我們喜愛的度假地點。“他人”更可能是殺人魔或恐怖分子。人類演化成為社會性動物，社會程度遠比任何靈長類高，還能和非親非故的人一起玩樂。但現在超過六十億的地球人，都在同一片土地上競爭石油、水這些資源，我們內化的社會性便顯得幼稚、落伍、不管用了。

在這四分五裂的世界中，沒有一個宗教派別傾力推崇饗宴和舞會，宣傳這些活動的美好之處。美國的基本教義派基督徒、中東地區的伊斯蘭激進分子都對狂歡活動充滿敵意。激進教派崛起後，便開始打壓狂熱的蘇菲教派，禁止後者的音樂、舞蹈表演，更不允許異性同時出席公開場合。美國福音派清教徒的“重生運動”讓許多個人得到宗教上的啟示，但大體上而言，他們還是一脈相承冷酷的加爾文精神，敦促信徒努力工作，保持清醒，也不特別強調慈善工作。至於西方一般知識分子與學者，這些人所持的觀點我們在書中都提過了，他們都是發自內心討厭“原始的”狂歡活動。

好幾世紀以來，反對者一直強調，慶典活動、狂熱儀式與文明相沖突，特別是現代文明。學者比較能理解傳統慶典的重要性，但還是把它們當成過時的文化。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梅特沃說：“當社會越來越復雜，階級與專業分工越來越明顯，傳統慶典便難以存活。”[1]法國社會學家讓·迪維尼奧（Jean Duvignaud）也提到：“隨著市場經濟與工業化的發展，社會條件成熟後，自然就會排除掉慶典活動。”[2]工業化、市場經濟以及復雜的勞力分工，這三者與慶典活動不兼容。這種看法跟弗洛伊德的說法大同小異（也一樣可疑），照他們的想法，無拘束的性行為也是與文明相沖突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抗生素、室內空調和搭飛機旅行這些文明產物，就不該再牽著陌生人的手在街上跳舞。

文明與集體狂熱傳統兩者不兼容，這種預設本身有點矛盾。文明是好的，是吧？它建立在許多良好的人類特質上，如智力、自我犧牲還有科技創造。但狂熱慶典也是好的，它表達了我們的藝術情懷、靈性追求，以及我們的團結。如果我們將慶典、狂熱儀式、集體愉悅排除在文明之外，那又怎麽能稱得上是進步呢？畢竟那是人類最與眾不同的特質，是我們最深的渴望。保羅·哈爾莫斯（Paul Halmos）在1952年發表了一篇知名的文章《合唱舞蹈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Choral Dance）。哈爾莫斯表示，合唱舞蹈是一種團體舞蹈，非常古老，分布地區也很普遍。它與近代歐洲發展出的雙人舞蹈大不相同，團體舞蹈表達出人類“集結成群的沖動”和“生物層次的社會需求”。人類是一種社會性生物，因此，團體舞蹈在復雜的社會中消失（特別是工業化的文明），也代表我們生活中某個層面正在消失。這是令人非常不快的結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