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迷的反抗

英國社會學家歐內斯特·卡什莫爾（Ernest Cashmore）認為，球場嘉年華背後的推手是精英分子，也就是運動場和球團的老板，他們希望這種和平場面能夠取代流氓行為。他說：“足球流氓平靜下來了，這一切要歸功於復刻版球衣、影片、印著球隊標志的毛巾、臉部彩繪和各種周邊商品。他們知道，要讓景氣回春的唯一方式就是創造新商品。”[34]不管這些商品是否真的“撫慰”了球迷，球場老板迅速抓住了機會，加強球迷的參與行為。在美國，運動場上裝了“歡呼計”（Cheer Meter），球迷就能測量自己發出的聲音有多大，計分板上則裝了熒幕，催促球迷加油再大聲點，或是要跳波浪舞了。此外還有焰火、性感的啦啦隊正妹、各種吉祥物、震耳欲聾的音樂以及現場管風琴演奏。[35]他們鼓勵球迷扮裝：“要球迷穿同一種顏色的服飾。確實，這些周邊商品也是總營收的一部分。”[36]1999年，有位女士到現場觀賽，她語帶寬慰地說，橄欖球終於變得像娛樂活動了：

我以為自己會討厭看球賽，但沒想到這是一場精彩炫目、效果良好的表演。足球賽本身只是額外的點綴。場地兩邊繽紛的計分板上播放短片、搖滾樂，還有小熒幕提醒觀眾何時該起來跳波浪舞，顯然橄欖球的球迷沒聰明到知道何時該動作。[37]

球迷的各種舉動普遍地被商業化，臉部彩繪業者、球隊老板設法吸引每個族群，就連原先不看球的女生也開始進場，但我們還是不知道球迷彩繪、扮裝、唱歌和波浪舞的初始動機為何。對於七十年代英國足球迷的行為，毛裏斯認為：“各階層的球迷自然而然地發展出這些展演儀式，令人印象深刻。”[38]這些活動可以歸功於幾個創意人士。聖保羅有位退伍軍人名叫克勞迪奧·裏貝羅（Claudio Ribeiro），綽號“棉花棒”，他給自己取這個名字，因為“他是個多動兒，聽到鼓聲就瘋狂。巴西舉辦世界杯時，攝影機老是照到他的巨大爆炸頭”。[39]還有紐約市的消防員愛德華·安紮隆（Edward Anzalone），比賽中，他總戴著綠白相間的消防頭盔、跨在哥哥的肩膀上，帶領大家為紐約噴射機隊（New York Jets）加油。[40]應該有人會想到喬希·羅森堡（Josh Rosenberg），他帶領五個年輕人組成“奧克蘭運動家鼓隊”（Oakland A's Drummers）。他們通常都在左外野的看台上大聲擊鼓，但有時鼓聲會不太整齊。[41]

我們會單純地認為，球迷各種加油舉動就是要展現對球隊的高度忠誠。但為何我們要這麽死忠呢？畢竟球隊卻越來越少對球迷展現同樣的忠誠度。在二十世紀末的美國，商業化已經到了沒良心的程度，老板一時興起就把整個球隊賣到遙遠的城市。《運動畫刊》在1992年略帶困惑地評論道：

運動界變得這麽無情，很難相信誰能每一年都支持同一支隊伍。老板和球員似乎都不在意死忠的球迷，一點表示都沒有。雖然如此，每次走進球場或轉到ESPN體育台，超級球迷、百萬球迷、完美球迷卻是有增無減。球迷叫得越來越大聲，打扮更是高調，鈔票越灑越多。他們在乎球隊的每個動向，內心更是隨之糾結、高昂。[42]

其實球迷要展現忠誠度，不一定都得用嘉年華的手法。我們可以把焦點放在比賽本身，而不是波浪舞這種會打擾選手的行為。

不管球迷對球隊的忠誠度多高，事實上，他們是將注意力從比賽轉移到了自己身上。美國記者蘇珊·法露迪（Susan Faludi）觀察過克利夫蘭布朗隊的藍領球迷（“大狗們”）：“這些瘋狂球迷越來越不關心如何讓球員表現得更好，反而都在鉆研自己的表演。看台上的表演搶了比賽的風采，甚至破壞了比賽的張力。”[43]運動播報員亞歷克斯·貝洛斯（Alex Bellos）本身也是熱情的足球迷，他談到聖保羅的球迷組織“忠誠之鷹”：“他們的所作所為，讓我感覺到足球場上的一切都在原地打轉。老鷹們一出場，足球迷就不再只是觀眾，而是眾人的目光焦點。老鷹們是有自己粉絲的足球粉絲。”[44]

球迷這麽執著要成為比賽的一部分，電視媒體想必是推手之一。電視發明後不久，媒體馬上用它來轉播體育賽事，不過美國的體育賽事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攻上黃金時段，美國廣播公司的“周一足球夜”（Monday Night Football）首開先例。古特曼注意到，當下電視產生的效果之一，就是去運動場的族群改變了。年紀大的球迷在家也能觀賞比賽，現場觀眾的年齡層自然就往下掉了。[45]據此我們可以大略猜想，電視的普及讓球場少了一些觀眾，也就是那些對臨場體驗不感興趣的人。如果你只是對比賽感興趣，大可在家或酒吧欣賞就好。借由這種自然的篩選過程，到現場觀賽的人，都是喜歡體驗集體歡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