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早晨一醒來，我看見努爾・木哈姆德靠在備用輪胎上，膝蓋上托著一面鏡子，身旁放著一罐熱水，正在心滿意足地刮著胡子，這是因為坎大哈的旅館裏沒有浴室。我欣賞了一會兒他靈活的動作，然後開口用英語說道：“我們在橋上遇到的那個舞男表演得太棒了。”

“就是對你說臟話的那個？”努爾問道。

“史迪格裏茨說他們都是雞奸犯。”

“他們確實是，”努爾不慌不忙地說，“但是警察盯著他們呢。”

我花了一會兒工夫思考下一個問題，然後猶豫不決地用普什圖語問道：“努爾，你能不能把你所知道的有關史迪格裏茨的事情講給我聽？”

他繼續刮著胡子，檢查著自己的臉頰，好像刮好胡子在今天特別重要似的，然後他頗為自得地仔細把臉擦幹。很明顯，努爾在我們離開喀布爾之前就預料到我會有此一問，並已經跟阿富汗政府協商好應該如何回答我了。他斟酌著語言，回答說，“我們第一次聽到奧托・史迪格裏茨的名字是在去年的二月份。也就是1945年。他十分突然地從波斯穿過邊境到了我們這邊。由於沒有有效證件而在赫拉特被捕。他從未到過喀布爾。他手頭確實有文件證明曾在某個德國的大學獲得過醫學學位。”

“他的門牌上寫著慕尼黑大學。”

“我相信確實如此。戰爭結束後，我們指示駐巴黎大使館調查此事，對方只查到史迪格裏茨是合法行醫，然後就不管了。他的學歷是真實的，就我所能記得的，我們拿到了一份大學成績單。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要獲得進入阿富汗的許可太難了。”我指出。因為我們用普什圖語交談，所以我自然而然地使用了標準發音，不再把單詞之中的“gh”念出聲來。對於我們這些在此處工作，或居住於此的人來說，“阿富汗（Afghanistan）”一律讀作“阿凡尼斯坦（Afanistan）”。“像史迪格裏茨這樣的人怎麽能夠就這樣一路走到這裏來？”

“你忘了一件事情，”努爾解釋說，“他不是個一般人。他是醫生，而我們需要醫生。他還是個德國人，而我們總是需要德國人的。不算那些修橋時發生的不愉快的事，我們的國家就是德國人建造起來的。我們有時候被稱作‘亞細亞的德國’，而且我們現在還不打算拒絕從德國過來的難民。”

“你相信他是納粹嗎？”

“難道他們不都是納粹嗎……從法律上說？”努爾平靜地問道，他正開始收拾起他的剃須用具，去給我拿熱水。

“你就知道這些？”我追問道。

“顯而易見，他來到了坎大哈，開了診所行醫。當地人告訴我們他的醫術很高明。不管怎麽說，有他在這裏，我們還是很高興，而且我認為他會在這裏待上好多年。”

“為什麽這麽說？”

“對於大多數德國人來說，走到阿富汗也就走到頭了。除了這裏之外，他們無路可投。”

“連回德國也不行嗎？”

“尤其是不能回德國。”

“你們國家有多少德國人？”我帶著一股子病態的癡迷勁兒，繼續問道。雖然我不是正宗的仇德者，但我知道如果在1937年我是德國公民的話就死定了。還有我的親戚和很多朋友也一樣死定了。另外，因為我這個人一向熱愛和親戚朋友在一起其樂融融的氣氛，一想到他們被肢解，被餓死，我可就不止會產生道德上的厭惡感了。這種恐懼能把我最大的惡念激發出來。我本能地害怕德國人，將來也會是這樣。

我並不認為形成這種態度是因為過度擔心死亡。從很小的時候起，父母就教我面對人終有一死的現實，而且我知道，總有一天我也會死的；但是猶太人熱愛生生不息、不斷繁衍的過程——這部分解釋了我對阿富汗歷史的熱愛——二戰前，每當想到自己終將死去，我就會想到米勒家族未來會代代相傳下去。“米勒家一定會有個後人能拿到交響樂廳的票。”我安慰自己，如果我沒去成，大家會感到惋惜，但不會悲痛欲絕；然而，如果米勒家，古德伯格家，夏普家，和韋恩史坦家全都去不成——如果他們都死光了的話——那可真讓人受不了。如果我的家族沒有從德國移民出來，我們都活不到今天，我不能忽略這個事實。

我光顧著想些私事，壓根兒沒聽見努爾的回答，但是我確實聽到一個數字，說六百多個德國人到達了阿富汗，其中不少人持有相當高級的資格證書。

“全是納粹？”

“看你怎麽定義納粹了。很多都是行為高尚的男女，他們憎恨希特勒，他們後背上、心靈上的累累傷痕都可以證明這一點。我與莫西布・汗談過這一點……”聽到這裏我又陷入了茫然之中，因為他說“與莫西布・汗談過這一點”，可這與我跟這兩人打交道的經驗不一致。我每次會見莫西布的時候，只要有努爾在場，莫西布總是像對待仆人那樣對待努爾。很明顯，我還遠沒有充分了解阿富汗的間諜活動，我覺得總有一天，我會發現努爾其實是莫西布・汗的弟弟，要不就是國王的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