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儒家思想的強大與虛弱、它在西方沖擊下表現出的無能為力乃至其價值體系的自相矛盾，都可以從曾國藩、李鴻章的經歷以及他們對幕府制度的使用中看出來。他們兩人都是依靠這一非官方的機構去貫徹他們的政策和主張的，但是幕府制度是中國社會的產物，這就勢所必然地導致了它自身的那些不諧調；幕府也反映幕主個人的品性，這樣，它就容易受個人能力大小、品質優劣的影響。作為老師和幕主，曾國藩曾試圖引導他的學生兼幕友李鴻章遵行孔孟正道，但是，人的素質的不同和危急存亡的現實形勢卻使李鴻章不能嚴守師道。

盡管李鴻章繼承了曾國藩的衣缽，擔負起了維護中國文化的重擔，他還是偏離了曾國藩為他指引的道路。這種偏離的原因在於：沒有了曾國藩的親自指導、新的與以前不同的現實形勢、與外國人日益密切的聯系以及個人品性的不同。曾國藩縮手讓權，李鴻章則伸手攬權；曾國藩是要維護儒家文化，李鴻章則是要保全中國；曾國藩意在維持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省的權力均衡，李鴻章的最終目的卻是在中國實行集權以與西方建立新的平衡；曾國藩恢復了幕府制度中的軍事因素以擊敗國內的敵人，李鴻章則使之近代化並擴大之以抵禦外國侵略者；曾國藩培育學者，李鴻章卻是聘用技術人員和專業人員。

李鴻章早年堅定地相信儒家文化是普遍真理，但是隨著他與西方交往的日益增多和他使中國強大的努力的一再受挫，他逐漸成為一個主張在中國進行根本變革的倡導者。早在1863年，他就認識到中國需要變革，他說：“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1]1872年他在一道奏折中說：“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學，而昧於數千年來一大變局”[2]，次年他在致錢鼎銘（調甫）函中又說：“前人智短力絀，後人仍樂於沿偽襲謬，不思今昔形勢之殊，不其傎乎？”[3]李鴻章試圖把中國從過去的疲憊困頓中解救出來，但是他也知道沒有希望。據說1895年3月在馬關和伊藤博文談話時，李鴻章曾說：“我國之事，囿於習俗，……自慚心有余力不足而已。……（汝亦）深知我國必宜改變方能自立。”[4]變革的願望源出於中國抵抗西方侵略的需要，他覺得只要采用了西方的武器裝備就能做到這一點。但是，一方面是由於保守勢力使他連受挫折，另一方面是由於他與一些人的交往（如郭嵩燾，他認為中國必須要有一個根本的變化才能夠與西方抗衡），使他看清了自強的更深一層的含義。1878年，他在給郭嵩燾的一封信中說：“來示萬事皆無其本，即傾國考求西法，亦無裨益，洵破的之論。”[5]

當李鴻章提倡改革科舉制度使之包括西方的數學、物理、地理、機械等科目時，當他提倡授予具有西方知識的“歸國學生”官職時[6]，事實上他就擊中了儒家思想和儒家官僚制度的要害。在這種變革下，儒家經典著作將不再為什麽是“能力”提供唯一的標準，那些有專門知識的人將與那些正途出身的沒有專門知識的人平起平坐。儒家思想曾經是普遍準則，但是當像李鴻章（他也是在儒家傳統中成長起來的）這樣的人認識到還有一個可供選擇的對象——外來事物時，那麽儒家思想就不能再宣稱是普遍真理了，它注定要走向沒落。

在對李鴻章進行攻擊時，保守勢力和清流黨並不像他們所可能表現的那樣盲目無知、無理取鬧。爭論的焦點依然是古老的儒法之爭。李鴻章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他試圖保護中國不遭受嚴重的外來威脅，他不認為應將儒家道德觀念置於實際工作能力之上，他擺不起這個排場。他是個堅決的現實主義者，他看到，在這個強權就是公理的世界上，中國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須要變革，不管她願意還是不願意；為了生存下去，中國需要有專門知識的人而不是沒有專門知識的人。在這場鬥爭中，清流黨代表著儒家一方，像中國以往歷史上他們的前輩一樣，這些人關心的是孔子所教導的人的道德品質。他們對處於生死存亡關頭的文化問題顯得遠比李鴻章敏感。曾經作過張之洞幕友的辜鴻銘對儒家信徒們的這種狀況作了表述：“當同光間，清流黨之所以不滿意李文忠者，非不滿意李文忠，實不滿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計也。……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計之所以不滿意於清流黨者何？為其僅計及於政而不計及於教。文忠步趨文正，更不知有所謂殺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論功利而不論氣節，但論才能而不論人品，此清流黨所以憤懣不平大聲疾呼。”[7]兩千年後，儒法之爭的基本問題仍然未變——人是國家的工具呢？抑或是他們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