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記王朝 第十三章 郁悶之王蔣介石（第4/6頁）

侍衛長室負責保衛蔣家安全，相當於“皇家衛隊”。

參事室研究內政外交，實際上就是智囊團，地位有些像如今的社科院。

自從有了侍從室這個如臂使指的貼心機構，蔣委員長辦起事來往往一氣呵成，效率大為提高。可就在蔣介石的“剿匪”工作做得如此順風順水之時，傳來了一個讓他抓狂的壞消息——福建反了。

蔣介石的新突破

蔣介石不由得仰天長嘆：中原大戰好不容易平定了國內最大的三個反對派，總算能騰出手來對付勢力日益強大的中共。原以為中共只是一幫“土匪”，大軍一到必定灰飛煙滅，可沒想到，連續三次“圍剿”無一成功。就在準備第四次“圍剿”時，卻發生了“九·一八”，後來又是“一·二八”。現在第四次“圍剿”剛開了一個好頭，福建又反了。中原大戰後一度出現的良好局面立刻灰飛煙滅。老天，你怎麽就不能多給我點時間？！

大家一般只知道綁架蔣委員長抗日的“西安事變”，但實際上，第一個吃螃蟹的不是張學良和楊虎城，而是第十九路軍。

蔣介石自任總司令前往江西“剿匪”的同時，任命跟自己一直處得不錯的陳銘樞為副總司令，率第十九路軍進入福建配合“剿匪”。

讓蔣介石沒想到的是，陳銘樞、蔣光鼐和蔡廷鍇到福建之後，非但沒有“剿”過一個紅軍，反而私底下與紅軍建立了“聯共反蔣抗日”的統一戰線。因為這三位仁兄本就不認可“攘外必先安內”，而《塘沽協定》的簽訂，更是讓他們覺得軍隊的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太過軟蛋而不能領導中國抗日。

與其把資源浪費在“剿匪”打內戰上，還不如自己組團抗日！

1933年11月20日，這三位拉上跟蔣介石關系不大和諧的李濟深，在福州建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此事史稱“福建事變”。

當時國內的軍閥大都只是嘴上說說抗日，手上還在數鈔票，但這四個人不同。雖不能完全否認他們有割據一方的想法，但可以肯定他們的主要目的是以另類的形式脅迫蔣介石抗日——你不抗日，我們自己抗日！

蔣介石接到消息後的第一反應就很激烈，給予對方最嚴重的紀律處分——開除這幾個人的黨籍，與如今共和國處理違紀幹部的方式如出一轍。蔣介石的第二反應也是相當犀利，調來淞滬抗戰時對付日本海軍陸戰隊的精銳部隊“圍剿”這個新政府。實力差距太大了，蔣委員長的軍隊兩個月就攻陷了福州。

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李濟深逃往香港。不過，這四位並沒有就此沉淪，而是繼續為革命發光發熱，他們建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即今天咱們共和國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的“民革”）參政議政。這四位熱血男兒，1949年後全部在共和國政府中就職。他們之中最有性格的要數陳銘樞，“文革”期間他居然批評毛澤東“搞個人崇拜”、“搞大躍進”，縱然被打成右派也不屈服，不失真性情。後來他聽到共和國核試驗成功的消息，興奮異常，一下子心臟病發，去世了。

十九路軍的老大們跑掉了，但中下級官兵跑不掉。十九路軍被整編，連級以上軍官全部遣散，新任軍官大多為黃埔系，十九路軍至此瓦解，不過英雄的部隊自然應該為國人銘記。

平定福建之後，蔣介石終於可以集中精力“剿共”了。

前四次“圍剿”失敗，蔣介石一直不服氣，他是這麽認為的：

一、前三次“圍剿”，中央軍精銳沒有出動，他也沒有親自指揮，敗仗主要是地方軍閥打的，不算他失敗。

二、第四次“圍剿”，他曾指揮國軍拿下了鄂豫皖根據地，這讓他有信心消滅江西中央蘇區。

在蔣介石看來，第五次“圍剿”是勢在必行。這種情形之下，國軍方面吸取前幾次失敗的教訓，調整了策略：

第一，不再輕敵，把紅軍當一個強有力的對手。

第二，不求速勝，慢慢地打，步步為營，打持久消耗戰。

第三，在蘇區實行減租減息，史稱“二五減租”。也就是允許地主出租土地讓農民耕種，但租金要在原來基礎上降低百分之二十五。蔣介石還組織了農村合作社，遣醫送藥，實施救濟……總之，以共產黨為師，轉化民眾心理。

第四，在蘇區推行保甲制度，加大對社會的控制力度。負責推行保甲制度的，正是藍衣社康澤的“別動隊”。

前兩條是軍事上的，讓紅軍無法再使用“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策略。換句話說，迫使紅軍失去了局部優勢，只能選擇硬拼。

蔣介石說：“匪區”不過五百裏，我們每天推進兩裏，不到一年也就把它推平。如果共軍用聲東擊西來騷擾我軍，我們一概不管，只需要強固自己的工事，做自己的事情，這就是所謂“以拙制巧，以實擊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