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拜相從頭收拾舊河山（第4/6頁）

其四曰：議僭逆。張邦昌身為國家大臣，臨難不能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南面為帝。其後不得已才奉迎皇上，朝廷尊之為三公，不當。應正典刑（殺掉），垂戒萬世。

其五曰：議偽命。國家有大變故，鮮有死節之士，反而是奉賊旨、受偽官者不可勝數。昔日唐肅宗在安史之亂後，對受偽命者以六等定罪，今應仿效，以激勵士氣。

其六曰：議戰。軍政久廢，士氣怯懦，應刷新紀律，賞罰分明。其七曰：議守。賊情狡詐，勢必復來。應在江、河、淮沿岸布防，扼守要沖。

其八曰：議本政。多年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應歸政於中書省，重建朝廷尊嚴。

其九曰：議責成。靖康年間大臣升降太速，根本看不出政績來。應審慎擇官而久任，督促其踏踏實實做出政績。

其十曰：議修德。皇上初應天命，應注意修養“恭、儉、孝、悌”之德，以副四海官民之望，努力中興。

這十條，每條李綱在闡述了主旨之外，都有詳細的解釋，條理分明。高宗接過“議十事劄子”，放置在座位上，和顏悅色地說：“待有空細讀，有應當施行者，一定批出來。”

高宗看了半夜，第二天批出來議國事、巡幸、赦令、戰、守五項，其余五項留中不發，沒批準。再過一日，李綱與執政共同奏事，君臣共同討論已批出的五項。對這五項，高宗基本照準。唯有赦免令一項，說是既然已全部赦免附逆官員，再追回成命很難。不過高宗肯定了以後選官要優先選取忠誠者，並叫刑部把所有附逆者的名單列出，按照等級逐步復職，不搞一刀切，多少表示一點兒懲罰。

李綱見高宗之所以留中五項、批出五項，其中是有些名堂的，於是又單獨留下來，上奏道：“留中五事，其中本政、責成、修德三事不是具體事項，自應留中。唯議張邦昌僭逆、議受偽命臣僚二事，皆為今日政事之大者，望早做處分。”

高宗所扣住的議僭逆、議偽命兩項，正是李綱認為中興大宋必須要做的兩件事。這並不意味著他鉆了道德的牛角尖，以“政治正確”的大帽子黨同伐異。他之所以堅持懲治叛變行為，是與一個長遠考慮有關的。

目前的南宋從表面看起來，是繼承了北宋的法統，並未易幟。但實質上與北宋在國力上有了天壤之別。過去，北宋是天朝大國，遼金再怎麽強，也是化外藩邦。而今，金與南宋已分庭抗禮，宋只有半壁江山而已，幾乎是一個偏安政權了。

李綱的內心，無時無刻不在想著如何“恢復”。他認為：若要恢復河北河東，就要打掉精英集團內的怕死情緒與投降傾向。如果整個上層政治精英毫無國家榮辱觀，遇敵則降，不肯抵抗，且事後高官照做，不受懲罰，那麽還能指望誰來推動恢復大業？

懲治叛變行為，就是為了制造中興、光復的濃厚輿論氛圍，以便今後整個國家機器能有效地圍繞“恢復”做文章。

而高宗在這個時候，似乎還沒想好大政方針，凡事只是采取一個謹慎態度。懲治所有的附逆官員，對他來說，這藥似乎太猛了一點。即位之初到處都要用人，這樣一竿子打下去，還有多少人能為我所用？他頗為猶豫。

所以，他對李綱說：“執政中有人與卿的議論不同，等協商好了再說。”

李綱內心一陣冷笑：不過就是那幾個“邦黨”而已！他搶上一步，向高宗陳述己見，侃侃而談：

“現在各方面對張邦昌的議論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判斷之。京城的人，說他們因張邦昌立為皇帝而得生，且免於再次被搜刮金銀，因而贊美他有德；元帥府的人，則說張邦昌不待征討就主動奉迎皇上，因此可以寬恕；而天下之人，則說張邦昌是出於不得已而奉迎皇上，因而憤恨之。京城之人、元帥府之人之所以那樣說，是私心也！天下之人憤恨者，是公心也！”

張邦昌問題的症結在哪裏是一清二楚的，但是朝中精英分子講起歪理來，卻是振振有辭，說沒有張邦昌就沒有宋高宗，搞得李綱好不惱火。他就此發出了一連串的質問：“比如大戶人家偶遭寇盜，主人家屬皆被綁架去，其仆人欲占有主人家室、奴婢。幸而主人之子自外歸來，仆人迫於眾議歸還所有，而欲以此為‘有功’，這可以麽？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所擁戴，邦昌何力之有？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如此尊崇一個僭逆之臣，以示四方，誰不寒心？偽命臣僚一律不問罪，又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志？執政中若有意見不同者，請降旨宣召，臣願與之廷辯。如臣理屈，就不再多言！”

高宗同意了，派宦官宣三執政進殿，再討論一下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