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精神千秋萬古不滅

應該說，在南宋的初年，一直到紹興十年，關於南宋以何種對外策略立國的問題，朝廷始終處在戰與和的搖擺之中。高宗本人也一直是對國事抱著苟且態度。

對於恢復失地高宗不敢有妄想；但面對金人的咄咄逼人，他又深感屈辱。且金人周期性的入侵，也使得南宋常年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無法向國人交代。

多年賦閑在家的李綱，在深山老林裏也並未忘記國仇。對於南宋這個多難之邦，他是一個頭腦極為清醒的“國醫”。

紹興五年時，李綱曾應高宗垂詢，上過一道奏章，對南宋的國防之弊有過深刻的剖析。他認為大宋的衰弱是因為“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所致。

李綱毫不客氣地警告說，朝廷一味采取的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他告誡高宗：“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強敵猶得以潛逃為可虞。”

他建議，朝廷應將淮南、荊襄建成東南的屏障，在兩淮及荊襄置三大帥，各領重兵，以圖恢復。有了這些措置，則大宋中興之期，指日可待。

可惜，這些透徹之論不可能入高宗之耳。

這位膽小皇帝即使偶爾挺起了腰板兒，也是為掙脫一時的困境，從來沒有收復幽燕之志。

既然如此，李綱的苦口婆心也就完全無用。

紹興六年正月，李綱在赴洪州之任前，應召前往臨安行在，高宗要見見他。

二月二十四日，高宗一日之內，三次召對。李綱不失時機，分兩次遞進三個劄子，縱論國事，催促高宗拿出點兒祖宗的勇武之概來，進兵江北。高宗對李綱當然已全無猜疑，但是仍是不願意聽他嘮叨，對“恢復”二字沒有任何興趣。

四月一日，李綱到了洪州上任。

這一年，又是南宋的好年景。十月，偽齊感覺宋軍有可能大舉渡江，於是糾集三十萬民兵，分三路南下，準備與宋決戰。開戰前，劉豫擔心實力不夠，向金求援，但大金君臣已開始厭惡偽齊的無能，不願意出手相助。

劉豫無奈，只得硬著頭皮，讓自己的兒子劉麟、侄子劉猊等率軍擊宋，結果又是大敗。

李綱在戰事緊張時，又有《論擊賊》等兩道劄子呈上，獻計獻策，而高宗照例又是下詔表揚。

在洪州的這一年，李綱可是沒有閑著，他積極賑濟饑民，招撫流亡，增補軍額，修建營房，催發錢糧，招捕盜賊，忙了個不亦樂乎。為長遠計，他還募集工匠造了戰艦數十艘，以鞏固江防。

到了紹興七年，洪州已經治理得像模像樣，高宗又再次表揚。李綱對高宗的用人心理，摸得透透的。這種“大材小用”式的用法，不是大氣君主之所為，李綱甚為失望。管理江西一路，他當然不會敷衍，但是他也不屑於長期給高宗充當這種“救火隊員”。

年初，李綱看到邊疆無事，用不著他在洪州繼續張羅了，就準備“請祠”。所謂請祠，是大宋官員的一種退職請求，即：以年老多病為由，請求給個“提舉宮觀”的虛職回家養著。

在這期間，李綱的老朋友、左司諫陳公輔，以辨冤為由，向高宗提出辭職。陳公輔在靖康年間被李邦彥等人誣為煽動“民眾鬧事”，至今猶未昭雪。如今時過境遷，陳公輔覺得，如果不采取較為激烈的行動，在有生之年怕是要永遠說不清了。李綱緊跟著也提出“請祠”，算是對老朋友表示了一種聲援。李綱說：“臣當年遭謗尤甚，雖蒙淵聖皇帝下詔澄清，宣示四方，但仇怨者至今以為借口。”

高宗不願翻這個陳年老賬，只是下詔不允李綱辭職，並安慰了一下：“伏闋之往事皆無根之浮辭。朕力排邪議而用卿，卿也請守夙心而自信，無慮人言。”

這一年初，道君皇帝趙佶在兩年前病死的消息傳到朝廷，高宗給道君上的廟號，就是“徽宗”。

徽宗在做了俘虜後，一路遷播，顛沛流離，輾轉四年後被安置在金國北方邊境的五國城。這個地方，在今天的黑龍江省依蘭縣西北，是當時黑龍江、烏蘇裏江下遊“生女真”五個部落的會盟之城。徽宗的晚年再也無法浪漫，在囚禁生活中常常衣食不繼，連金人都有所憐憫。他的鄭皇後，在遷入五國城後三天病累而死；他的一群女兒——大宋朝的帝姬( 公主)，被金國貴族哄搶一空。宗室八百余人在遷移路途中多有因饑餓而死的。

如此悲慘不算，還要不時向金國皇帝上表，感謝金帝的“深恩厚澤”。

——亡國之君的苦酒，他喝得是太多了！

落魄後的徽宗異常悔恨，成了一個沉默寡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