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聖人”

所謂“渡邊工作”，由高宗武等人牽線，圍繞核心則是汪精衛。

汪精衛，廣東三水人，時任國民黨副總裁。

如果拋開政治是非和在民族大義方面的失節，這其實是一個百裏挑一，甚至千裏、萬裏挑一的“好人”！

汪精衛曾和胡漢民一起被稱為“黨內聖人”

其一，長得帥。民國坊間流傳的四大美男中，汪精衛是排第一位的，少年時同樣風度翩翩的蔣介石甚至連榜單都沒能上得去。可見當時汪精衛的粉絲陣容曾是何等強大。

其二，有勇氣。他是最早跟隨孫中山的那批革命黨人，曾只身謀刺攝政王載灃，事泄被捕後在獄中賦詩曰：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年紀輕輕就敢刺王殺駕，關進局子還能詩興大發。搞暗殺的革命黨人不少，但當年的汪精衛絕對是獨一份的。

其三，有才華。他善於演講，那水平就是在一群靠嘴皮子混飯吃的政客們中間也絕對是麥霸級別。除了會講，他還會寫，筆杆子十分紮實，寫得一手漂亮文章，可謂文采風流，字字珠璣，一個代筆的《總理遺囑》寫到連孫中山自己都點頭稱是。

其四，有品格。當時的國民黨內，汪精衛被稱為“黨內聖人”，個人品質幾乎無可挑剔，既不貪財，也不好色，“食色性也”這一套在他身上根本騰挪不開。

其五，有親和力。高宗武認為“蔣先生冷酷，汪先生溫暖”，其實不是他一個人這麽看，周圍很多人都這麽評價。這裏面有性格的原因，也有修養的問題。

蔣介石只要一不順心，就拿衛士侍從出氣，這時候不幸站在他身邊的人就十分倒黴，不是挨耳光，就是要被臭罵一頓，常常需要宋美齡出來打圓場，而汪精衛無論何時何地，對周圍的人都十分和善，從無打罵衛士的事情發生。

孫中山生前的四大助手，負責政治的胡漢民剛正不阿，可是他人緣太差；負責財政的廖仲愷能得左派好感，卻又遭右派攻擊；負責軍事的蔣介石資歷聲望尚淺，還是個談不上有多少競爭實力的小弟弟。

一輪淘汰下來，只有負責黨務的汪精衛眾望所歸，成為當仁不讓的“總理接班人”。

說到底，汪精衛跟胡漢民一樣，缺的也許就是槍杆子，所以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隨著時光推移，兩個“聖人”最終都鬥不過一個“軍人”，只能屈居人下。

政治高層的權力鬥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汪、蔣的關系更是微妙，造成他們形如冰炭而不能相容的則是西安事變的發生。

當時因蔣介石生死不明，何應欽怕自己左右不了國民黨內的局面，就向此前正在國外養病的汪精衛發電報，催其回國主持政事。

汪精衛在回國的輪船上才得知，原來蔣介石已經獲救，可那時已經沒有辦法退回去了。

作為蔣介石來說，政敵多矣，然而場面上爭奪都無所謂，最讓人痛恨的就是背後算計。那時他就認為汪精衛是趁他危難之際，想趕回國搶班奪權的，因此非常氣憤，即使汪精衛親到溪口來見，都對之極為冷淡。

兩人私下關系很差，在他們合作共事期間，可以說幾乎沒有哪個時候是真正和諧相處過的，但如果說以前的不和，還主要表現在一山不容二虎的權鬥因素的話，那麽隨著中日之戰的愈見殘酷，政見上的分歧則占據了上風。

“七七事變”剛剛爆發時，汪精衛也慷慨激昂過，也說過即使犧牲都不能做傀儡，可是戰場上一個又一個的不斷失利，逐漸改變了他的看法，使他變得格外悲觀和失望起來，成為“低調俱樂部”的主心骨。

淞滬會戰時，他一再問別人：你看這個仗，還能夠打下去嗎？然後不等對方回答，就不住地搖頭嘆息：茫茫前途，不知要變成什麽樣子。

失去南京、上海，汪精衛唉聲嘆氣，等到退守武漢，他更是不知如何是好。

豈獨汪氏，前方戰事的不斷失利，讓相當多的國人都陷入了失望和迷茫之中。

在早已成為淪陷區的天津，北洋老人曹錕曾通過其家人鄭重聲明：我就是每天喝粥，也絕不會為日本人做事！

當台兒莊大捷的消息傳來，曹老樂得跟小孩子一般，連連對別人說，我就說嘛，我們怎麽可能打不過那小日本呢。

可是也就高興了幾天，再看報紙，就翻不到什麽好消息了，這讓他頓時無語，加上這時家裏又出了一些煩心事，正所謂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傷心，曹錕的心情因此變得十分抑郁悲傷。

當年的民國總統終於躺在病床上一命歸西，兩天之後，徐州失陷。

蔣介石對身邊這些人的想法並不是不清楚，他也曾多次將汪精衛、孔祥熙等人召集到住所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