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下手遭殃

就在中國統帥部謀劃“轉守為攻”的時候，“華中派遣軍”也向第十一軍下達了指令：來年陽春之際，攻占南昌。

早在武漢會戰時，中蘇空軍就以南昌機場為基地，頻頻對長江江面上的日本海軍軍艦發動突襲，從那時候起，“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就深感南昌的重要性，在給岡村的作戰任務上，開始也有“攻占南昌”這一條。

可是由於第十一軍的兩個新編師團不爭氣，當時為了不耽誤進軍武漢的時間，無論畑俊六還是岡村都只能先把原計劃擱置一旁。

現在好了，趕快進行作戰準備吧。

“七七事變”之後，中日雙方除真槍實彈的軍事戰外，你來我往的情報戰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因此，日軍攻占南昌的企圖，很快就被中國統帥部偵知。

1939年3月8日，蔣介石致電薛嶽：為確保南昌，需先發制人，現在命令你於3月10日前完成攻擊準備，從3月15日對日軍發起進攻。

由於在武漢會戰，特別是萬家嶺大捷中建立奇功，薛嶽聲名鵲起，榮任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司令長官名義上雖仍是陳誠，但實際上已由他全權負責。

薛嶽當時人不在南昌，而在長沙，被他派駐南昌的是前敵總司令羅卓英，後者認為來不及準備。

按照南嶽軍事會議的部署，第一期整訓從1938年11月底開始，到1939年3月底才能結束，此時南昌前線的部隊都還在處於整訓當中，只給兩天時間，確實過於倉促。

薛嶽打仗素來極有主見，很少能聽得進別人的話，但對羅卓英不一樣。

羅卓英是陳誠的手下，而薛嶽又系陳誠一手推薦和提拔，因此薛嶽愛屋及烏，羅卓英說什麽，他幾乎是言聽計從。

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薛嶽是極少敢對蔣介石說“不”的人。有蔣介石署名的電報或電文，別人都誠惶誠恐，奉若神明，他則不管這一套，凡是跟自己意見不合的，一律要進行爭論，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

能跟你爭，那還算態度好的，有時老虎仔索性采取了更省力，當然也可以說更“無禮”的辦法，他在電令上直接寫上“存”“待辦”——所謂“存”，就是存在抽屜裏，束之高閣；所謂“待辦”，實際上就是永遠不辦。

3月9日，薛嶽致電蔣介石：部隊尚在整訓，補給困難，準備不及，必須延至3月24日才能實施主動進攻。

見蔣介石那邊沒理睬，薛嶽第二天又發來一封電報，還是一樣的內容。

見此情景，蔣介石也沒辦法，只好復電：延遲就延遲吧，可是無論如何不能推到3月24日以後了。

薛嶽和羅卓英都沒料到，就相差那麽九天時間，主動馬上變成了被動，對方反而先發制人了。

3月20日，第十一軍強渡修水河，南昌會戰由此開始。

讓人深感意外的是，岡村此次遣出的進攻主力，並非熊本、金澤這樣的老牌師團，而是兩個“弱弱組合”——第一〇六和第一〇一師團。

岡村如此將將，並不是出於什麽高深的用兵方略，他的目的只有一個：掙面子。

占領武漢，雖然收獲了一大把鮮花和贊譽，但岡村其實並不是很爽。尤其萬家嶺大捷，本來想出奇制勝的，沒想到會栽在薛嶽手上，一個師團幾乎全都送進了對方嘴裏。

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不是岡村做第十一軍司令官，你換一個，武漢也未必就拿不下來，何況那幾乎也是人家主動讓出來的。

作為“日本第一名將”，就這點料水，豈不惹人笑話。

兩個“弱弱”沒準都抵不上一個“強”，這道理岡村也懂，可你要是派熊本和金澤這樣的“強強組合”去進攻南昌，即使贏了，又能怎樣，別人會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所以岡村要出彩，就必須用“弱弱”。

在備戰期內，聽說將要派這兩個活寶去攻南昌，大家都震驚了。

經過岡村此前的使勁兒埋汰，第一〇六師團在日本已變得臭不可聞。許多補充兵聽說自己加入的是“日本最弱師團”，都面如死灰，痛哭不已，宛如一只腳提前踏進了棺材板。

第一〇一師團好點，但也好不到哪兒去，“商販師團”與“最弱師團”相比，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距離。

岡村的作戰計劃傳到日本國內後，連參謀總長載仁親王都吃驚不小。

打仗非同兒戲，岡村這小子別是被我一通胡吹給吹暈乎了吧，靠兩個墊底的就能成事，以為自己是天神？

他派一名大佐到第十一軍做副參謀長，用意就是勸阻岡村，找機會把那兩個衰貨調到後面去擔任警備。

可是這名大佐到任後，兩個師團已在進行渡河訓練，他連嘴都插不進去。

岡村派的是“弱弱”，羅卓英在修水防線組合出來的卻至少是“強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