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禪泰山：走向歷史之巔（第3/5頁）

玄宗得知此事後，當然對張說非常滿意，也對他越發倚重。而那個毫無政治頭腦的陸堅，則引起了玄宗的強烈反感，這輩子要想再升官，估計是比登天還難了。

張說自從取代張嘉貞成為中書令後，就成了帝國的首席宰相，然而在他看來，自己在行使權力的時候還是受到了很多無形的制約，難以放開手腳。

讓他感到掣肘的，並不是具體的哪個部門或官員，而是唐朝的宰相制度本身。

唐代實行的是集體宰相制，大多數時候，宰相都在六至十人之間。這些宰相本身都是三省或六部的長官，上午在“政事堂”集中議政，下午各回本省或本部辦公，所以都是兼職宰相。而政事堂也只是舉行聯席會議的場所，並不是淩駕於三省六部的決策機構。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固然是為了集思廣益，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個別宰相大權獨攬。此外，從機構職能來看，中書省負責決策，門下省負責駁議，尚書省負責執行，三省之間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約，也能有效防止宰相專權。

盡管到了玄宗時代，宰相名額已縮減為二至三人，首席宰相的權力也已遠遠大於初唐時期，但是制度的慣性力量仍在，所以就算是首席宰相，在具體工作中也還是會受到很多限制。

為此，張說極具針對性地提出了一個改革計劃。

開元十一年十二月，在得到玄宗的批準後，“政事堂”被取消，改為“中書門下”，同時下設吏房、樞機房、兵房、戶房、刑禮房，分管各項政務。

這是大唐立國以來最大的一次行政制度改革。

此次改革引起了三個方面的重大變化。首先，政事堂改為中書門下，絕不僅僅是改一個名稱那麽簡單，而是從一個議政場所變成了帝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其次，無論宰相是三省長官還是六部尚書，也都由兼職變成了專職，從此不需要在宰相官署和本司之間兩頭跑。“開元已後，宰臣數少，始崇其任，不歸本司”（《舊唐書·楊國忠傳》）；最後，中書省和門下省成為一個聯合的宰相官署，就意味著把門下省的駁議之權取消了；同時，五房的行政職能又基本對應於尚書省下轄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這就相當於把尚書省的行政權力也架空了。如此一來，中書門下既是最高決策機構，又兼具最高行政機構的職能，首席宰相便可以隨時繞開六部，讓五房直接貫徹他的政策意圖了。

上述三點變化，基本上可以歸結為一句話——三省分工趨於模糊，分權體制宣告瓦解，首席宰相一人獨大。

這項改革的好處是：權力高度集中，行政效率大幅提高，徹底杜絕扯皮、推諉等現象，可以迅速而高效地執行皇帝和宰相的政令。但是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極易導致宰相專權。若幹年之後，大唐帝國之所以會出現一個獨攬朝綱十九年的權相李林甫，未嘗不是此次改革埋下的禍根。

完成上述這幾項重大改革後，張說就步入他人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了。此時的張說上有天子寵信，下有百官擁戴，要聲望有聲望，要政績有政績，要地位有地位，要權力有權力，真可謂萬事順遂，風光無限。

一般人走到這一步，肯定會感到心滿意足了。可是，張說並不滿足。對他來講，這一切固然令人自豪，卻不足以令他止步。

因為還有一件事情沒有做。

什麽事？

封禪。準確地說，是由他牽頭，幫助玄宗完成泰山封禪。在張說看來，只有做完這件事，他才能以一個盛世賢相的光輝姿態當之無愧地走進青史。

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十一月，張說“首建封禪之議”，滿朝文武群起響應，“屢上表請封禪”。（《資治通鑒》卷二一二）玄宗一再表示謙讓，而張說則率領百官和四方文學之士再三請願，“上書請修封禪之禮並獻賦頌者，前後千有余篇”。（《舊唐書·禮儀志三》）

在作足了一番姿態後，玄宗才頒下一道《允行封禪詔》，宣布將於來年十一月登臨泰山，舉行封禪大典。

封禪是中國古代規格最高的祭祀天地的大典，是帝王“受天命，告成功”的重大儀式。古人認為，只有在政治清明、社會安定、帝王賢明、天下大治的情況下，才有資格舉行封禪。用張說在《大唐封祀壇頌》中的話來說，就是要滿足三個條件：一、“位當五行圖箓之序”，意思是政權必須具備正統性與合法性；二、“時會四海升平之運”，亦即天下太平，國力強盛；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是指帝王必須具備高尚聖明、崇文重道的品德。

在張說看來，只有同時具備上述三個條件，舉行封禪才能名實相副。“是謂與天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雲封禪，人且未許，其如天何！”（《全唐文》卷二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