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中的人間地獄（第2/2頁）

張巡終年四十九歲。

據說他死時，“顏色不亂，揚揚如常”，不愧是一個鐵骨錚錚、頂天立地的漢子。

睢陽之戰，歷時十個月，前後大小四百余戰；張巡、許遠以不足萬人之眾（初六千八百人，後增兵三千人），抵擋了尹子奇的十幾萬大軍（初十三萬，後增兵數萬），且斬殺敵將三百、斃敵十二萬人，堪稱中國古代戰爭史上以寡敵眾、以弱制強的經典戰例。

張巡之所以取得如此驕人的戰績，首先當然是因為唐軍將士的同仇敵愾和英勇頑強，可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張巡臨敵時的機變無窮。

張巡作戰時，從不墨守成規，甚至不依照古代兵法，而是讓他的麾下將領各隨己意指揮士兵。有人對此深感不解，張巡解釋說：“燕軍主力都是胡人，他們作戰，歷來是‘雲合鳥散，變態不恒’，僅僅數步之間，情勢就有很大差異，因此必須在刹那之間作出反應，如果事事稟報主帥，那就什麽都來不及了。所以，我盡量做到讓士卒了解將領的個性，將領熟悉士卒的心理，如此一來，他們到了戰場上，就能像手掌指揮手指一樣運用自如。士卒與將領一旦相知相習，就能做到人自為戰，也才能做到臨機應變，出奇制勝。”

作為中國古代最傑出的將領之一，兩《唐書》和《資治通鑒》都對張巡作出了很高的評價，稱他：“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然而，張巡為了堅守睢陽而不得不吃人之事，卻在他身後引起了軒然大波，而且千百年來一直飽受爭議。首先，肅宗朝廷在是否該追認他為功臣這件事上，就產生了很大爭議。貶張者認為“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挺張的人則認為，“巡以寡擊眾，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資治通鑒》卷二二〇）。而且吃人之事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所以應該為他記一大功，並且樹碑立傳。

這場爭議很快就有了結論。

挺張的人贏了。“眾議由是始息”，張巡當之無愧地成了大唐王朝的功臣。

可是，李唐朝廷對張巡的承認，並不能消除後世對他的指摘。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對這件事的看法，應該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他首先也承認張巡“捐生殉國，血戰以保障江、淮”的功績，可同時他也認為，“守孤城，絕外援，糧盡而餒，君子於此，惟一死而志事畢矣”，“過此者，則愆尤之府矣，適以賊仁戕義而已矣，無論城之存亡也，無論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因此，他的結論是：“其食人也，不謂之不仁也不可。”（《讀通鑒論》卷二三）

時至今日，“貶張派”和“挺張派”依然是針鋒相對。前者認為，張巡為了保全自己的忠義，不惜以平民的生命為代價，是一種典型的為了理想而拿別人獻祭的做法，與法西斯無異。後者則認為，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價值觀，今天的人不應該以“人權”觀念去苛責古人，因此在當時那種極端的情況下，張巡的做法實屬情有可原。

那麽，我們又該如何評價張巡呢？

一方面，就像王夫之所說的那樣，我們應該充分肯定張巡死守睢陽的戰略意義。因為睢陽是江淮門戶，而江淮是帝國的財賦重鎮，一旦睢陽失守，燕軍必定長驅直入，橫掃江淮。到那時候，像賀蘭進明、許叔冀、尚衡這種擁兵自重、見死不救的家夥，斷然是非敗即降。倘若如此，遠在西北貧瘠之地的肅宗朝廷立刻會失去江淮地區的錢糧供給，屆時非但沒有實力收復兩京，甚至連肅宗朝廷本身都會有瓦解之虞。因此，張巡在睢陽堅守十個月，並牢牢牽制燕朝十幾萬大軍，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假如張巡早早就敗了、逃了，或是像王夫之說的那樣“一死”以明志，那麽整個戰爭的形勢必會全然不同，李唐朝廷收復兩京的日程也將被無限期地推遲。

另一方面，我們卻不得不說，張巡以人肉充當軍糧的做法雖然情有可原，但卻理無可恕！實際上，不需要用今天的人權觀念去苛責古人，只需用古代的儒家思想，就很容易發現張巡此舉在道德上的缺失。眾所周知，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者愛人”，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被張巡他們吃掉的三萬老弱婦孺，肯定不是自願的，所以張巡的做法顯然已經突破了人類的道德底線，所以王夫之才會說：“其食人也，不謂之不仁也不可”。也就是說，無論古今中外，無論在一般情況還是在極端情況下，張巡吃人的做法都是應該受到譴責的。換言之，張巡此舉雖然可以理解、值得同情，但他並不能因此逃避道德審判。這道理就跟過失犯罪一樣，可以酌情減刑，但絕不能宣判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