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宰相的鬥法（第2/2頁）

李絳說：“王者之政，崇尚的是道德教育，不是嚴刑峻法，為何不效法漢之文、景，而追隨秦始皇父子呢？”

憲宗再次報以贊賞的眼色，就說了一個字：“然。”

李吉甫頓時一陣眩暈，心裏連連叫苦。

三個回合，李絳連得三分，而李吉甫卻三場皆敗，得了個鴨蛋。

那天退出延英殿，回到中書省後，李吉甫失魂落魄，癱軟在床，不停地長籲短嘆，一副大難將至的模樣。（《資治通鑒》卷二三八：“吉甫至中書，臥不視事，長籲而已。”）

接下來的日子，憲宗日漸冷落李吉甫，越發信任李絳。要是李絳時隔多日沒有進諫，憲宗就會神色緊張地問他：“是朕不能容納直言呢，還是最近無事可諫了？”

從憲宗對待李吉甫和李絳的不同態度，我們不難看出，單純從虛心納諫、擇善而從這個角度來看，憲宗李純可以說是個清醒而有自制力的皇帝。至少在中晚唐的十來個皇帝裏面，他應該稱得上是鶴立雞群、出類拔萃的。

也許正因為此，憲宗李純才能在元和五年那次短暫的挫折之後，迅速調整策略，不斷地付出努力，從而在幾年後成功平定兩河諸藩，締造出一個令人矚目的“元和中興”。也唯其如此，大唐帝國才會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黑暗後，終於在九世紀初綻放出一抹令人欣慰的亮色。

元和五年的短暫失敗並未讓憲宗變得一蹶不振，也沒有把他變成第二個德宗。

在暫時沉寂的兩年中，他其實一直在積蓄力量，等待新的機會。

元和七年七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精神失常，任意殺戮，導致軍政廢亂，其妻元氏召集諸將廢掉了田季安，立年僅十一歲的兒子田懷諫為副使，接管軍政；隨後又任命深得人心的大將田興為都知兵馬使，輔佐田懷諫。

八月十二日，田季安病死的消息傳到長安，憲宗意識到新的機會出現了，立刻命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滑（治所滑州，今河南滑縣）節度使，準備借此控制魏博，同時召集宰相討論魏博問題。

李吉甫料定憲宗意在用兵，遂力主興兵討伐。

李絳卻認為魏博不必討伐，會自動歸順朝廷。

李吉甫隨即陳述了一大堆不能不用兵的理由。憲宗聽完，終於很罕見地贊同李吉甫，說：“朕的意思也是這樣。”

李吉甫大為慶幸。可他沒想到，就在這個時候，李絳提出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案。事後來看，就是因為憲宗實施了這個方案，才漸次拉開了“元和中興”的歷史大幕。

李絳說：“臣觀察兩河藩鎮，其馭將之策歷來是分散兵權，使諸將勢均力敵，相互制約；再加上一邊有豐厚的賞賜，一邊有嚴苛的刑罰，所以諸將互相猜忌，誰也不敢輕舉妄動。然而，這個策略要想發揮作用，必須有一個執法嚴明、手腕強硬的主帥，局面方可控制，而如今，田懷諫只是一個乳臭未幹的小兒，軍府大權必定人人覬覦，諸將權力不均，必起內訌。其往日分兵之策，恰成今日禍亂之源。田氏若非遭人屠戮，亦必為人所囚，何須朝廷出兵？再者，部將弑主自代，最為諸藩所惡，自代之將若不依附朝廷以求存，必為相鄰諸藩碾為齏粉。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自歸。陛下只需嚴令諸道秣馬厲兵，同時以爵祿厚賞自代之將，兩河藩鎮聞之，定恐其麾下之將爭相效法，因此唯有歸順朝廷一途。這才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策。”

很顯然，李絳是打算用離間計分化兩河藩鎮。

憲宗茅塞頓開，決定依計而行。

李吉甫又一次被李絳搶了風頭，自然極度不甘，幾天後又屢勸憲宗對魏博用兵，並聲稱開戰所需的軍費和糧草皆已齊備，就等皇帝一聲令下了。

憲宗動心了，於是征求李絳的意見。李絳說：“幾年前朝廷大張旗鼓地討伐成德，結果卻喪師費財，勞而無功，成了天下人的笑柄。如今元氣未復，人人厭戰，若再度出兵，恐怕不僅不會成功，反而可能生出新的禍亂。更何況，不必對魏博用兵的道理，臣已經剖析得很明白了，希望陛下不要再起疑慮。”

憲宗聞言，終於一臉興奮地拍案而起：“朕決定了，不對魏博用兵！”

李絳說：“陛下雖然這麽說，可臣擔心還有人會蠱惑聖聽。”

憲宗厲聲道：“朕意已決，誰能蠱惑？”

李絳當即拜賀：“若能如此，誠乃社稷之福。”

後來的事實證明，李絳的計策非常成功——魏博果然爆發了內訌，並很快就歸順了朝廷。

這誠然是社稷之福。只可惜，這並非李絳之福。

因為，隨著魏博的歸順，李絳的宰相生涯也就到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