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博歸順·李絳罷相（第3/3頁）

憲宗知道自己說不過李絳，只好強作笑顏：“對，賢卿說得有道理。”

話雖這麽說，但憲宗和李絳彼此都很清楚——他們的君臣關系已經出現裂痕了，而且是難以彌補的裂痕。

隨後的日子，李吉甫和李絳這兩個八字不合的宰相在很多事情上還是拼命死磕，老好人權德輿則始終當騎墻派，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樣子。

憲宗對這個宰相班子越來越不滿，遂於這一年二月罷免了權德輿，不久就征召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朝為相。

武元衡其實早在元和初年就已經是宰相了。當時鎮海節度使李琦反復無常，拒不入朝，就是武元衡力主討伐的。此後，因西川節度使高崇文不善理政，憲宗就把高崇文召了回來，把武元衡派到了西川。武元衡在西川待了幾年，頗有政績，而且把當地蠻族也安撫得服服帖帖，顯示出了極大的才幹。所以，憲宗現在想為宰相班子輸入新鮮血液，自然就想起了這個能文能武、出將入相的武元衡。

武元衡的回朝是個強烈的政治信號，預示著憲宗朝廷在今後的藩鎮事務上，很可能會逐漸采取強硬立場。因為李吉甫一直是主戰派，武元衡也是。

至此，朝廷三個宰相有兩個是鷹派，只有李絳一個是鴿派，他的日子自然不會好過。

這年歲末的一天，憲宗李純忽然用一種漫不經心的口吻對李絳說：“最近有人說外面結黨之風很盛，是怎麽回事？”

從幾個月前暗示李絳不要搞裙帶關系，到現在直接指責李絳結黨營私，這樣的變化足以說明——憲宗如今對李絳的信任基本上已經是蕩然無存了。

李絳當然知道天子這句話意味著什麽，但他還是直言不諱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自古人君最討厭的事，莫過於人臣結黨，所以小人要陷害君子，必定說他們結黨。‘結黨’聽起來令人厭惡，可追究起來卻往往無憑無據。東漢末年，凡天下賢人君子，都被宦官稱為‘朋黨’，從而遭到禁錮，被剝奪政治權利，最終導致了家國社稷的覆亡。這是小人打擊君子的慣用武器，請陛下明察！再者說，君子本來就是要跟君子合作，難道一定要跟小人合作，才叫不結黨嗎？”

說出這番話的同時，李絳已經做好了辭職的思想準備。因為他知道，憲宗已經不想留他了。所以，與其灰溜溜地被人趕下台，還不如急流勇退，辭職走人。

此後，李絳以足疾為由數度上表請辭。憲宗正中下懷，於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正月將他罷為禮部尚書。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李絳下台的第二天，幾年前被貶出朝廷的吐突承璀就堂而皇之地回到長安，復任左神策中尉，再度執掌了禁軍的兵權。

李絳罷相，主要原因當然是他功高震主，引起了憲宗的猜忌，但其實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憲宗始終不敢過於倚重文臣。換言之，在憲宗心目中，宦官一直是制衡文臣的一種重要力量，盡管吐突承璀幾年前讓朝廷吃了很大的苦頭，可憲宗仍然固執地認為——吐突承璀雖然無力對付藩鎮，但用來制約文臣還是綽綽有余的。

也許，文臣李絳和宦官吐突承璀的這種權力蹺蹺板，只是憲宗施展帝王術的必然結果，不能作為皇帝昏庸或朝政黑暗的證明，也不能阻擋即將到來的“元和中興”。但是，毋庸諱言，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的中樞政治如果表現得清明高效，那必定是足智多謀的文臣與善於納諫的皇帝通力合作的結果；而中樞政治的糜爛，幾乎很多情況下都是始於閹宦的恃寵弄權和皇帝的用人不當。在憲宗李純十五年的帝王生涯中，他一方面很努力地實踐了前者，因此得以收獲“元和中興”的果實；可同時也很“用心”地實踐了後者，以至最終命喪宦官之手，使得這場來之不易的中興轉眼就煙消雲散。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莫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