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勛之亂：大唐的人心散了（第2/3頁）

這個龐勛一無聲望，二無資歷，三無領袖魅力，四無遠大的政治抱負，五無號令天下的政治綱領，如此典型的“五無人員”，憑什麽能夠振臂一呼，應者雲集呢？

也許，唯一的解釋只能是——大唐的人心散了。

人心為什麽會散？

答案很簡單：民窮思變。

自從安史之亂以來，殺伐爭戰就成了大唐帝國的社會常態。為了應對此起彼伏、層出不窮的各種危機，歷屆李唐朝廷無不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並且承受著巨大的財政壓力，而這樣的壓力，最終必然要轉嫁到老百姓頭上。

德宗年間，李唐朝廷雖然實施了兩稅法改革，在名義上取消了各種苛捐雜稅，但其主要作用，只是通過限制和收繳地方財權，從而緩解李唐中央的財政危機而已，實際上並未減輕老百姓的負擔。此外，雖然兩稅法的主觀目的之一，是想防止地方政府在正常賦稅之外非法聚斂，但實際上，各藩鎮州縣普遍陽奉陰違，從未停止過對百姓的壓榨和盤剝。

處於“社會食物鏈”最底端的老百姓，既沒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又沒有正常的訴求渠道，只能在死亡邊緣苦苦掙紮。收成好的時候，人們或許還能圖個溫飽，可一旦碰上災年，就難免於困苦和凍餒了。

然而，各級官吏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和各種利益，根本不會顧及老百姓的死活。到了懿宗年間，百姓與官府的矛盾已經極其尖銳。鹹通十年（公元869年）六月，陜州（今河南三門峽市）爆發了一場小規模的民變，驅逐了當地觀察使崔蕘。從這個事件中，人們足以看出當時的官民矛盾已經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

當時，陜州發生了旱災，當地農民顆粒無收，而官府不僅沒有賑災之意，還屢屢催收錢糧，百姓只好集體到官府請願。觀察使崔蕘看著這幫鬧哄哄的亂民，不屑地指著庭前的一棵樹，說：“看見了沒有，這葉子不是長得好好的，哪來的旱災？”隨即命人把為首的農民抓了起來，暴打了一頓。

請願百姓忍無可忍，馬上回去召集四鄰鄉親，拿起鋤頭鐮刀沖進了官府，準備宰了崔蕘。崔蕘倉皇逃命，一口氣跑出了百八十裏地。後來，崔蕘跑得口幹舌燥，實在是跑不動了，只好到路邊的一戶人家討水喝。主人認出了他，但並未點破，而是拿過一個海碗，往裏頭長長地撒了一泡尿，然後遞到他的嘴邊。

崔蕘知道，他要是不喝，唯一的結果就是被活活打死。為了保命，他只好捏著鼻子把那碗尿灌進了肚子。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當官府連飯都不讓老百姓吃飽的時候，老百姓憑什麽不能讓當官的喝尿呢？

與此同理，當那個叫龐勛的人突然拿起武器反抗朝廷的時候，早就對官府深惡痛絕的老百姓憑什麽不能推著燃燒的草車幫他攻城呢？憑什麽不能馬不停蹄地從四面八方跑來投奔他呢？

造反固然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但既然生存底線早已被突破，老百姓就只能選擇這種最後的自我保護方式。

苛政猛於虎。

如果你不想被虎吃掉，就只能把虎打死，二者必居其一。

龐勛之亂震驚了李唐朝廷。

徐州淪陷次月，懿宗朝廷便緊急派遣大將康承訓、王晏權、戴可師兵分三路進攻徐州，並大舉動員諸道兵力歸三帥統領；同時，又采納康承訓的建議，征調沙陀部落的酋長朱邪赤心，會同吐谷渾、達靼、契苾等部落征討龐勛。

李唐朝廷的這場平叛之戰，一開始打得並不順利。先是康承訓率領的中路軍因諸道兵力尚未集結而遭遇叛軍狙擊，退守宋州（今河南商丘市）；不久，求勝心切的南路軍主帥戴可師又在都梁（今江蘇盱眙縣南）被叛軍王弘立部擊潰，戴可師戰死，所部三萬人僅剩幾百人脫逃，所有武器、糧草、輜重、車馬全部落入叛軍之手。

在接二連三的勝利面前，龐勛的暴發戶本性暴露無遺，“自謂無敵於天下”，天天宴飲遊獵。軍師周重勸他說：“自古以來，由於驕奢淫逸導致得而復失、成而復敗的例子太多了，更何況功業未成就驕傲奢侈，豈能成就大事？”

可龐勛卻把軍師的告誡當成了耳旁風。

也許在這一刻，龐勛的敗亡就已經注定了。

從鹹通十年正月開始，官軍逐漸扭轉了劣勢，對叛軍展開了全面反攻，尤其是朱邪赤心率領的沙陀騎兵，因其驍勇善戰而在戰場上發揮了不可小覷的作用。隨後的半年多，官軍節節勝利，相繼擊潰叛軍的王弘立、姚周等部。到了這一年九月，龐勛屢戰屢敗，最後帶著殘部兩萬人逃至蘄縣（今屬安徽）西面，被官軍四面合圍，部眾幾乎被全部殲滅，龐勛也死於亂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