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突出重圍

1934年10月·貴州甘溪

貨郎帶來的消息使那個蒙蒙細雨中的偏僻小鎮一度陷入混亂之中，人們紛紛收拾起可以攜帶的財物逃進深山密林，只留下一條橫貫小鎮的空蕩蕩的死街。那個消息說：“赤匪來了。”

濕潤的天地間只有細雨落入紅土的沙沙聲，寂靜令進入小鎮的紅軍官兵感到了一絲不安，他們沿著街道兩側的土墻停下了腳步。二十二歲的前衛營營長周仁傑在把這個空曠的小鎮探視了一遍之後，站在鎮口下意識地朝通往縣城方向的土路上看了一眼——就在這一瞬間，他看見了從朦朧雨霧中突然閃現出的三個穿土黃色上衣和短褲的人，以及三個人身後跟著的那條同樣是土黃色的狗。

接踵而來的巨大災難令這位年輕的紅軍營長永生難忘，即使在十六年後他已成為新中國的海軍將領時，回想起這個瞬間周仁傑說他依舊會不寒而栗。那三個土黃色的身影和那條土黃色的狗的突然出現所導致的後果影響深遠：它不僅使紅軍的一支部隊在艱難跋涉數月之後面臨著一場惡戰，而且對於整個中國工農紅軍來說它還是一個危險的預兆，預示著中國歷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軍事轉移將是充滿艱辛與磨難的遠征。

這一瞬間發生的時間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九時。

甘溪，貴州省東北部石阡縣城西南二十公裏處的一個南北走向的小鎮，小鎮被險峻的山嶺環抱著。

敘述數十年前發生在中國的那次非同尋常的軍事行動——長征，必須從遠離中央蘇區和主力紅軍數千裏之外的甘溪小鎮和一支紅軍部隊開始，理由很簡單：盡管當時中國的紅色武裝已經被分割成若幹個孤立的區域，但紅軍始終是一個整體。所有的紅軍成員，無論是占少數的政治軍事精英，還是占多數的赤貧的農民官兵，因為有著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他們在精神上是平等的。這種平等是中國共產黨人最早的政治追求。所以，沒有理由把一個人或一支部隊認定為中國革命史上的政治主角——自人類進入有政治紛爭的時代以來，所有推進文明的力量從來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個群體，而只能是某一種理想或某一種信仰。

周仁傑的前衛營所在的部隊，在當時的中國工農紅軍中被稱為第六軍團。第六軍團兩個月前離開了賴以生存的根據地，那片根據地在山高林密的江西境內，有一個至今令無數中國人向往的名字——井岡山。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已經在根據地轉戰了近五年的第六軍團接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命令：由於局勢日益惡化，“六軍團繼續留在現地區，將有被敵人層層封鎖和緊縮包圍之危險”，因此必須撤出根據地，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六軍團的有生力量”，並運用遊擊戰爭“破壞湘敵逐漸緊縮湘贛蘇區的計劃及輔助中央蘇區之作戰”。而一個特別之處是，命令要求第六軍團把一切都帶走。倉促的準備之後，第六軍團在八月七日這個炎熱的日子裏動身了。他們不知道撤離根據地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有什麽意義，他們不知道此刻的撤離對於他們幾乎等於在走向虎口，他們甚至連最終要去哪裏都不知道。他們知道的僅僅是：必須在敵人逐漸壓縮的重重包圍中沖出去，然後在偌大的國土上重新尋找一塊可以生存之地。

突圍行動開始了，整整四天之內，第六軍團七千多人的隊伍不停地在碉堡群中穿梭。碉堡群是國民黨軍為封鎖紅色根據地修建的，在交通幹道上黑壓壓地連成一線。組成第六軍團的絕大部分是湖南籍士兵，平均年齡不超過二十歲，其中還有十名女性，他們幾乎攜帶著根據地的一切，包括兵工廠的老虎鉗子，印刷廠的石印機，醫院的醫療設備，甚至還有病床的床板，發電機、脫粒機和磨面機。負重累累的隊伍突然出現在重重封鎖線間，令認為他們很快就會被消滅的國民黨軍萬分驚愕。就在敵人短暫的不知所措中，第六軍團突破了地方民團的阻擊到達了第一個集結地：寨前圩。

在寨前圩，突圍的紅軍建立起正式的指揮系統，並宣布了第六軍團領導成員，除了二十九歲的軍團參謀長李達是陜西人外，其余的是清一色的湖南人。他們是：軍團長蕭克，二十六歲；軍團政治委員王震，二十六歲；軍團政治部主任張子意，三十歲；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任弼時，三十歲。第六軍團的戰鬥部隊分為兩個師：軍團長蕭克兼任十七師師長，十八師師長由三十歲的湖南人龍雲擔任。然後，年輕的軍團領導和紅軍官兵召開了大會慶祝突圍成功。可就在他們群情激昂地高呼“誓死保衛勝利果實”的時候，兵力數十倍於他們的敵軍正迅速地從四面包圍而來，這些部隊除了國民黨政府直接指揮的中央軍外，還包括廣東、湖南、廣西、貴州四省的軍閥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