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殘陽如血

1935年2月·婁山關

一九三五年春，中央紅軍離開雲南東北部荒僻的紮西鎮重新進入貴州北部，為擺脫糾纏已久的國民黨軍的追擊而連續進行的遊動作戰，即使從最苛刻的角度評價，也可以稱得上是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觀。

所謂“奇觀”，並不是指戰爭的規模。一九三五年發生在中國的國民黨人與共產黨人的武裝對抗，如果僅從兵力規模上看，於人類戰爭史中似乎可以忽略不計；但就其在以追逐與擺脫為主要內容的作戰過程來講，雙方軍隊的任何一位優秀的軍事參謀，都無法在地圖上清晰、準確而又完整地標出其密如蛛網的遊動路線和瞬息萬變的戰場態勢。這一作戰過程險象叠出而又絕處逢生，山窮水盡而又柳暗花明，悲痛欲絕而又歡喜若狂，極其生動地把殘酷的戰場作戰演繹成了一部戰術對抗的精彩大戲——嚴格地說，中央紅軍第一次渡過貴州北部的赤水河，是戰鬥失利後的被迫轉移。而在其後兩個月的時間裏，中央紅軍連續在那條大河的兩岸來回穿越。且不論中央紅軍第一次渡過赤水河是否神奇，但是之後的每一次渡河，無不令中央紅軍一次又一次地化險為夷——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毛澤東人生經歷中一個重要的時刻就從那個晴朗而又寒冷的早晨開始了。

這一天，按照中革軍委的命令，中央紅軍各軍團和中央縱隊開始從紮西鎮向東進發。這是一個讓紅軍官兵心緒復雜的早晨，腳下的路幾乎就是十幾天前走過的路。為什麽一路打過來現在又要回去？紅軍官兵心中有了揮之不去的困惑，因為無法清楚地了解往回走的理由，也就不能預測未來的前景是什麽。

那個早晨，毛澤東對中央紅軍的未來並沒有更遠的預測，因為眼下中央紅軍被敵人合圍的態勢已經越來越嚴重了。

土城一戰後，紅軍的撤離令川軍一鼓作氣，一路緊追中央紅軍而來，始終在北面與中央紅軍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隨時準備與試圖再次北渡長江的紅軍決戰。中央紅軍進入四川後，四川省內的川軍開始全部向北移動，不但在川南和滇北形成了一道嚴密的封鎖線，而且還調來水面艦艇封鎖了長江江面。在川軍布防兵力不斷得到加強的情況下，誰也無法預料他們是否會主動發起攻擊。

二月十四日，川南“剿匪”總指揮潘文華發布命令，要求各路川軍繼續向停留在紮西附近的中央紅軍進逼，與滇軍、中央軍“協同截堵”，“務必拒匪於敘、藺大道以南”——敘永、古藺的南邊，就是滇北的紮西。此時，國民黨軍第二路軍第三縱隊司令孫渡已命滇軍各部隊死守滇界，無論如何不能讓中央紅軍進入雲南腹地。孫渡所擔心的與廣西的白崇禧和貴州的王家烈一樣：中央紅軍一旦進入雲南，蔣介石的中央軍跟著就會進來——

如果共軍進入雲南，則中央軍必跟蹤而來，那就會使雲南政局有發生變化的可能。因此我們防堵共軍，還是以出兵貴州為上策。在共軍未進入雲南以前，應盡最大努力去防堵，總以不使共軍進入雲南為最好。但我們兵力不敷分配，處處設防則處處薄弱，集中一點則兩側空虛，防堵任務殊不易達成。因此，不能不有共軍入境時的打算。若共軍已進入雲南，為免除以後一切麻煩起見，只有追而不堵，將共軍盡快趕走出境為最好。

孫渡的觀點深得雲南軍閥龍雲的認同。

土城一戰，龍雲對滇軍沒有戰績甚為不滿意，覺得與川軍相比，滇軍令他在委員長那裏很沒面子。龍雲認為，中央紅軍即使是鐵打的，這一次也無法逃脫覆滅的結局了：“共匪在江西時，本屬兇悍，各長官印象太深。此次西竄，路經數省，叠被截擊，損失已在十之八九，晝夜兼行，為克喘息，縱為鐵鑄之身，至今亦難久持。”而在這種情況下，滇軍依舊“行動遲緩，近於畏匪，每到一地，必擁擠一處，延挨多日”。與川軍“以旅或以團獨立作戰者，已成天淵之別矣”！因此，龍雲要求滇軍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氣和決心“奏非常之奇勛”。否則，“若再遲疑猶豫，不特共匪難滅，且將貽笑大方。吾滇人士，不免失望”。受到龍雲的嚴厲指責後，滇軍各部隊開始向紮西急速推進。

此時，陳兵貴州烏江南岸的薛嶽也接到了蔣介石的電令，電令要求中央軍和川軍密切協同，“將西竄之匪完全消滅”。為此，薛嶽命令國民黨中央軍各部隊“兼程向古藺前進”。因為紅軍已經進入了四川和雲南，疲於奔命的黔軍終於松了一口氣。駐紮在桐梓的黔軍師長何知重提醒王家烈說，既然紅軍已經離開了貴州，現在要緊的是趕快恢復地盤，加強對黔境的防守，絕不能讓紅軍再回來。王家烈立即將黔軍主力全部調往了黔北——就在中央紅軍從紮西開始向東移動的時候，川軍、滇軍和國民黨中央軍正從不同的方向快速向紮西開進。中央紅軍是否會與國民黨軍迎面相撞？或者再次被國民黨軍重兵合圍？而要想從合圍敵軍的縫隙中穿越出去該是怎樣的一種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