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漢朝人的幸福指數（第3/4頁）

如果一個時代牛到連老百姓都爭相拿寶馬來攀比，我想，這個時代肯定是真的富了。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對於老百姓來說，他們關心的上層建築，無非就是社會福利及養老醫療等制度。

再加一個奢想的想法，恐怕就是公民話語權。如果漢朝人真正做到哪天突然心情不爽，站在大街上罵皇帝不被抓，那幸福指數恐怕神仙都要嫉恨了。

事實上，徹底開放公民話語權，愛罵誰就罵誰，這不僅僅是漢朝人的奢想，更是兩千多年以來，古代中國人最浪漫的遐想。古代中國，特別是文景之治這麽美麗的時代裏，為何都不能冒出一點民主氣息。我想，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我們探究的問題。但是這個宏大的歷史社會問題，還是留給象牙塔裏的老學究去弄吧。現在，我們最關心的是，文景之治的魅力和良心。

在我看來，任何一個皇帝或時代，要想在歷中上光耀千古，不僅是解決百姓的溫飽問題。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課題，一樣需要解決。

中國歷史上的改革之父管仲曾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通俗地講，就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對於漢朝人來說，何為禮節，相信禮學大師叔孫通及其弟子已經給他們解釋得相當清楚了。漢朝人所謂榮辱觀，無非就是少受點皮肉之罪。

曾憶否，秦始皇焚書坑儒，天下刑罰，猶如枷鎖腳鐐，天下無不呼吸艱難，寸步難行。秦朝諸種苛政，不叫良心，而叫黑心。到了贏胡亥當皇帝時，甚至可以把他罵做狼心狗肺。然而與之相反，自高祖以來，幾任皇帝，包括呂雉在內，都在做一個民心工程：減少刑罰。

但是，能夠真正將漢朝人從苛刑徹底解放出來的人，正是劉啟。劉啟登基初始，曾經認為劉恒對相關刑罰減得不夠。於是他規定，罪犯應該打五百鞭的，改打三百鞭；應打三百鞭的，改打二百鞭。

可是，十二年之後，劉啟發現，他改得還不夠，必須繼續改。因為，這些該打三百鞭和兩百鞭的，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成殘廢。這跟活活殺人有何區別？

於是，公元前144年，劉啟再下詔：凡是罪該打三百鞭的，減為二百；該打二百鞭的，改為一百。別以為各少一百，如果劉啟只改到這一步的話，漢朝還真不知有多少殘廢。為什麽會這麽說呢，因為問題就出在鞭棍和打法上。

之前，漢朝對罪犯都是大棍侍候，而且是直打後背，不打折扣。如此打法，不要說人，就是拉來一頭大象，恐怕也要被打成殘廢。於是乎，劉啟重新頒布了一條新法：《鞭棍執行法》。

該法是這樣規定的：鞭打只能用竹棍（竹棍比木棍實力弱）；竹棍的標準是，一端直徑一寸，末梢則薄半寸（直徑大，壓力肯定大）；鞭打時，只打屁股（打背部傷內臟），一口氣打到底，中途不準換人（傻瓜都知道換人力氣足，打死人更快）。

什麽叫良心？這就是歷史的良心和國家的良心！

如果那時的一個漢朝人站在你面前，你要問他：你幸福嗎？他或許這樣回答：幸福。

如果你再問：你幸福在哪裏？他會這樣說：有飯吃，有錢花，有房住，失業率低，還有寶馬開。犯罪了，還少挨打，忍忍就可以回家了。手癢了，還可以跑去雁門郡參軍，保家衛國打匈奴。

我想，僅以上漢朝人一席關於幸福指數的話，足可地道地詮釋文景之治的魅力。事實上，文景之治，哺出來的不是一只花翅膀的蝴蝶。而是一只展翅高飛，傲視天下的雄鷹。

這只雄鷹開創的時代，就叫：漢武雄風！！

走進新時代

董仲舒：天人三策

公元前141年，劉啟崩，太子劉徹轉正為皇帝。這一年，劉徹十七周歲。他一上台就雄心勃勃，準備推行人生的第一個皇帝計劃：推翻黃老，獨尊儒術。

漢朝的老人政治，自曹參定下了黃老治國的路線後，像老牛賴窩似的，幾十年從來沒挪過屁股。於是一直到現在，竇太後還在孜孜不倦地信奉這套。

然而，在劉徹看來，竇太後已經老了，眼睛也瞎了，漢朝不能再被《道德經》圈住了荷爾蒙過剩的身軀。如果再不開窗放空氣進屋，或許第一個被憋壞的，首先是他這個當皇帝的。

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無爭。劉徹還要告訴老子，他不喜歡做低眉的水，他要昂起高貴的頭顱活著。這個崇尚有為的皇帝，他是當定了。

有為，就是積極行動。用西方哲學流派來說，這叫行動主義。實用主義從來都是行動主義的好兄弟。於是，劉徹登基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忙著給老爹評職稱，定功德，或者修身養性，而是大張旗鼓地開選賢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