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對手令制度的各種批評

蔣介石的手令制度最為人所詬病的，即為手令過多，使得各軍政首長只知忙於應付手令，無暇處理一般正常的業務。[8]其次，蔣以手令越級指揮，也破壞了體制。

李宗仁即認為，抗戰時期軍事指揮系統的最大缺點，即為蔣介石的越級親自指揮。他常在統帥部中，直接指揮前方的作戰。抗戰時他常直接指揮最前線的師長，內戰時期甚至直接指揮至團長。[9]指揮的方法為直接打電話或電報，故往往中央主管軍令和作戰的部門以及戰區司令長官、集團軍總司令、軍長均一無所知，事後方由侍從室主任通知軍令部。[10]使得中央作戰部門和前線高級指揮官嚴重脫節，小則引起誤會，大則誤事。例如1937年在晉北進行的忻口會戰前夕，歸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管轄、駐紮於萬壽山的部隊在作調防時，由閻錫山“轉下之命令早發遲到”，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介石“徑下之命令遲發早到”，使得該部隊不知所措，幾乎錯移位置。[11]內戰末期擔任青島綏靖區司令官的劉安祺即曾表示，除了閻錫山外，“其他像廣州的幾個人，台灣的幾個人，還有國防部，都要指揮我，所以我要伺候三四個婆婆。但對我而言，地位最高的婆婆還是老先生（指蔣）”。“戡亂末期從東北戰場到青島撤退，老先生都是直接和我通電話，必要時派飛機把我接到他那兒去，即使下野回到溪口也是如此。”[12]如陳誠、薛嶽之類的將領們對於蔣直接調動他們的部隊，雖然心存不滿，但是尚不敢非議[13]，第一次緬甸戰役時，蔣介石派史迪威（General Joseph Stilwell）為總指揮，又直接指揮杜聿明和羅卓英，則使得史迪威動怒。[14]

蔣介石除了越級指揮，決策又往往一夕數變，經常是尚未考慮成熟即下達命令，等到軍隊調動到一半，他忽然又改變主意，更動自己剛下達不久的命令，弄得上下無所適從。究其原因，李宗仁以為是蔣未做過中、下級軍官，缺乏戰場上的實際經驗所致[15]，徐永昌則以為是蔣“用兵不慎深思，且與僚佐聲氣不一，所以軍隊百苦於更調之煩”[16]。

針對各方的批評，蔣介石也有所解釋。首先，對於手令過多使得各軍政首長只知應付手令的質疑，蔣表示其實並沒有那麽多手令，有時想到的意見交給各首長參考則有之，正式的手令甚少。[17]

其次，蔣指出他只有在部屬的能力不足時，才會越級指揮。1942年6月，他曾向史迪威抱怨軍中將領的無能：

在晚上，我必須醒著躺在床上，想他們可能會作些什麽愚蠢的事，然後寫下來並且告訴他們不要作這些事情。但是他們實在太笨了，除非你凡事先替他們想好，否則他們就會作許多蠢事。這就是帶他們的秘訣——你必須先想到他們所可能會作的一切錯事，然後預先警告他們。[18]

至於將領如何無能，蔣曾在同年一篇名為《抗戰形勢之綜合檢討》的演講中指出，對日會戰任務不能達成，並非全是由於裝備不良，指揮官自行破壞會戰秩序，使指揮系統紊亂，致任務不能達成者，也所在多有。原因在於實戰時有少數指揮官於接受上級命令時，不能依據上級企圖、所負任務及當前狀況，下達自己的命令，僅照例承轉，因而不適時機、不合狀況，使得下級無所適從。另一方面，中間司令部對於下級的報告，仍有不依據當時情況並根據知識，判明真偽，而一律向上級司令部呈轉，使高級司令部徒為低級司令部的文電所堆積。這些文電由於缺乏中間司令部的審核或判斷，因此價值甚低。總之，由於中間司令部不作審查判斷，加上越級報告等原因，使得高級司令部為求適機而越級指揮，因而造成指揮系統的紊亂，會戰秩序也因而破壞。[19]

蔣介石對於軍事將領的批評，每多出於家長式的求全管教，因此言辭不免激切，且常以偏概全。事實上，抗戰期間的高級將領大多出身黃埔軍校前幾期。早期黃埔的訓練時間甚短，所學有限，不過由於連年作戰，因此升遷迅速。據統計，1944年時一般高級將領，年齡大多在50歲以下，有些總司令、軍長、師長的年齡，甚至只有三四十歲[20]，缺乏大兵團作戰經驗。蔣介石對於這些學生在心理上總視之為小孩，“老是覺得這些毛頭小子會出亂子而不放心……什麽事情都不能放心他們去做，而事事幹預他們，而且幹預得很厲害”[21]。

蔣介石不僅看不起他的黃埔學生，對於李宗仁、陳誠、薛嶽等老一批將領的用兵，也常有不滿而采取介入指揮作戰的行動。例如1938年武漢會戰時，蔣介石親任總指揮，以第五戰區李宗仁部負責長江以北防務，第九戰區陳誠部負責武漢以東的長江以南防務。9月，蔣介石對李宗仁的用兵消極“殊為痛心”，乃親赴鄂東督戰；對於陳誠的“怯懦無識”，用兵“不知輕重緩急”，十分意外，深感將才之不易得。[22]又如1935年1月，毛澤東在貴州遵義會議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握了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權，紅軍長征進入了第二階段。3月31日，毛澤東、朱德南渡貴州烏江，紅軍此一行動使得蔣介石驚慌失措，緊急采取應變措施。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回憶：“從得悉紅軍渡烏江之日起，蔣實際上就以戰場指揮官自任，撇開了薛嶽的貴州綏靖公署和前敵總指揮部，親自打電話調動部隊。薛嶽變成了一個侍從參謀，等於一個高級傳令軍官，蔣有時還耳紅臉赤罵個不停。每一道調動指揮部隊的電令，薛嶽非經請示不敢做主。”[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