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央采取的措施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逐漸修改其對華政策，強調占領區的發展，對於國民政府統治地區，不再大舉進犯，戰局陷入膠著狀態。政府眼見戰爭似乎在短期間內無法結束，加上一些地方部隊的作戰表現不佳，遂有意開始對地方勢力繼續推行戰前的中央化行動，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幾項。

第一，對於那些對日作戰不力，甚至缺乏抗戰決心的地方部隊，不予充分的整補。軍隊未能整補，戰鬥力即越差，也就越不能有所表現，如此惡性循環，自然逐漸淘汰。[7]

第二，派遣黃埔出身的幹部至各地方部隊。此種行動，在戰前即已展開，如徐源泉原屬直魯聯軍，北伐時輸誠中央，1929年升為第十軍軍長，直至中原大戰時，中央均未派任軍官至其部隊。1934年，剿徐向前部，中央開始陸續派人進去，先是政工人員及副主官（如副團長、副營長）之類，其部屬丁治磐1936年自陸大畢業後，任第十軍參謀長，此時第十軍已完全中央化，因此黃埔畢業生不但不再需中央硬派，反而成為爭取的對象，各部隊均希望中央能多分發一些。[8]又如川軍，中央直至其出川抗戰後，才派遣政工人員至各單位——連、營派有政訓員，團部設政訓室，所以上設政訓處，並加派聯絡參謀。這些機構和人員負責考查各級幹部的思想和行動，隨時向戰區司令長官部報告。[9]一些生活腐化、缺乏朝氣的地方部隊在中央化之後，每能重振士氣，提高戰力。如第二十六師前身為川軍郭汝棟的部隊，組成分子以川人為多，地方色彩濃厚，十分排外，直至1937年始請中央派遣軍校學員生到軍任用，且並未任其擔任帶兵職務，僅負責幕僚業務。1939年5月，師長劉雨卿（四川三台人，行伍出身，1932年始入中央軍校高校班受訓）調升第二十九軍軍長，其職務由第三十二集團軍參謀長劉廣濟接任。時二十六師正駐守南昌南面，擔任第一線作戰部隊，沿撫河擔任防務。劉廣濟到職後，即大事整頓部隊，對內將年齡較大、生活腐化的部隊長撤換，拔擢在師部任參謀的軍校十、十一期畢業生擔任營長，又向外吸收軍校十、十一、十二期的年輕幹部，整飭軍紀，加強訓練，因此到任不久，部隊即士氣顯著提高，戰力也有所增強。[10]又如戰前七十六軍軍長陶峙嶽（湖南寧鄉人，保定二期），下轄有第八、第二十四兩個師，原屬湖南部隊系統。1938年，七十六軍編歸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團軍戰鬥序列後不久，胡即報經軍委會核準，將第一軍（胡的基本部隊）軍長李鐵軍和七十六軍軍長陶峙嶽對調。李一到七十六軍，即更換大批幹部，以資遣、調職、受訓等方法，使之離開部隊，而新去的幹部，則多自第一軍調去。如此不到一年，第七十六軍即已完全中央化。[11]但是也有的部隊中央化以後，在人事上並未大規模地更換，僅略有調整而已，如抗戰後期趙桂森（黃埔六期及陸大畢業）至西北軍系統的二十師任師長時，單身赴任。該師幹部多系行伍出身，經趙漸次考察，分別因材器使，結果全師未調開一人，而訓練、作戰與士氣，均頗有進步。[12]

第三，收編或拉攏地方軍系領袖。北伐前後中央負責聯絡地方部隊的主要人物為何成濬，通過他收編及拉攏的地方部隊極多，有的是他經手收編，有的部隊收編後仍歸他指揮。他指揮得比較久的部隊有王金鈺軍（後易為上官雲相）、徐源泉軍、蕭之楚軍、魏益三師、劉榮春師（後易為郝夢齡）、劉桂堂師、李宗鑒旅、張連三旅、薛預屏旅等。經何拉攏，一度交何指揮過的部隊，則有範石生部、楊虎城部、張萬信師、郭汝棟師、謝冰師、容景芳師、羅啟疆旅等。[13]

戰時拉攏地方部隊的工作，依舊存在，如1942年，第二預備師師長陳明仁駐防四川省南部的敘永、納溪一帶，隔長江與北方的瀘州相望。瀘州駐有川軍第五十三師，師長周成虎，抗戰爆發時曾出川參加淞滬戰役和武漢保衛戰，後回川整訓，管轄川南八縣，不聽中央的節制。中央幾次派人去接防，均引起武裝沖突，後命陳明仁前往。陳受命後，通過貴陽師管區司令胡啟予（紅幫分子）的介紹，取得紅幫的協助，乃不費一槍一彈，不傷一兵一卒，使川南八縣，統一於中央。[14]

第四，調動中央軍監視不穩的地方部隊。1942年以前，政府大致上是將中央嫡系部隊集中置於日軍的正面，以備隨時作戰。但在1941年之後，嫡系部隊漸分散至全國各省，同時中央又設法將具有地方色彩的部隊調離本省，派駐至較遠省份，使其失去鄉土的奧援。如此一來，中央與地方部隊的防區分配，乃成為犬牙交錯的形勢。在日軍降低其攻擊性的前提下，此種部署方式使得中央能夠有效地監視不穩的地方軍系部隊，使其對政府不敢存叛逆之心。戰時政府深為各方非議之封鎖中共地區的措施，即為此一政策較為特殊的一個例子。當時中央確曾調派嫡系部隊圍駐中共邊區，但數量不如外傳之眾，且其監視的目標除中共外，尚包括陜、甘、青數省的地方軍隊。[15]在胡宗南的部隊中，流行有“東禦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蘇俄，內服四馬”四句口號，即為明證。[16]1938年12月，第二百師擴編為第十一軍，徐庭瑤任軍長，杜聿明任副軍長，從湖南湘潭移駐廣西全州。不久，番號又改為第五軍，徐升任集團軍總司令，杜升任軍長。該軍成立於抗戰初期，為全國唯一的機械化部隊，[17]之所以駐於全州，一方面固然是作為第三、四、七、九戰區的總預備隊，但是另一方面也有監視廣西的作用。[18]又如1939年2月1日，軍事委員會將原重慶行營撤銷，另於成都、西昌設委員長行轅，分派賀國光、張篤倫為主任，目的即在控制西康及雲南。[19]此外，第一戰區的衛立煌，也負有監視閻錫山的任務。[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