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天殺的公司（第4/5頁）

中國的能人們在外資公司內大宰老外，或許還可以令我們感到一點點民族主義的快感；在官督商辦企業裏撈一把，多少還有官場規則的制約；而他們在那些純民營企業中的折騰，則是刀刀見血地侵蝕著本就畸形的公司制。

在清末民初幾乎以聖人形象出現的張謇，他那著名的大生紗廠其實主要靠其三哥張詧管理。張謇曾說，自己的成功要歸於“一兄一友兩弟子”，其中“一兄”就是張詧。當過知縣的張詧，在銷售公司的棉紗時，常常先以個人公司“韓谷記”訂貨，如果漲了，溢價部分歸入私囊，如果跌了，就當沒從大生紗廠訂貨。在他的帶動下，大生紗廠上下齊心，每次一完成生產，都是內部員工以各種方式低價購走，再加價賣給紗商，大生紗廠的股東利益受到極大損害，但張謇兄弟連同幹部職工們的私囊是鼓鼓的。

中國人已經習慣了“各牟其利，各懷其私”，“不知有對於公眾之責任者也”，因此，時人從大量的慘痛教訓中，認為所謂的公司制實際上遠不如個體戶更為符合中國國情：“私人營業，其贏也則自享其利，其虧也則自蒙其害，故營之者恒忠於厥職。股份公司不然，其職員不過占公司股份之一小部分耳，而營業贏虧皆公司所受，其贏也利非我全享，其虧也害非我獨蒙，故為公司謀，恒不如其為己謀之忠，人之情矣。其尤不肖者，則借公司之職務自營其私……中國人心風俗……其與此種新式企業之性質實不能相容。”

張之洞也指出：“華商陋習，常有藉招股欺騙之事，若無官權為之懲罰，則公司資本，無一存者矣。”“甚有招集股分，意存誑騙，事未辦成，資已用罄，遂至人人畏避。公司難集，商務莫興，實緣於此。必須明定賞罰以示勸懲。”“商非公司不巨，公司非有商律不多。華商集股，設有欺騙，有司罕為究追，故集股難。西國商律精密，官民共守，故集股易。”時人感慨道：“奸狡之徒，倚官仗勢，招股既成，視如己物，大權獨攬，恣意侵吞，酒地花天，揮霍如糞土。馴至大局破壞，不可收拾，巨萬資金，化為烏有，甘受眾人唾罵。公司招股之流弊一至於此，於是人人視為畏途。諺雲：寧可一人養一雞，不可數人牽一牛。誠有慨乎其言之也。”

至於晚清的18家民營鐵路公司，家家烏煙瘴氣，粵漢鐵路廣東公司“內室操戈，無日不鬧風潮，互相攻訐”，股東大會成了角鬥場，股東只要一不如意，“輒借端鼓動風潮”，甚至無法選出董事與總協理。湖南鐵路公司、四川鐵路公司等莫不如此，成為引發全國動亂的源頭。

與此同時，新興而欠缺規範的股票市場，成為圈錢的跑馬場，“撐死膽大的”。全社會掀起投機高潮，進一步削弱了本就薄弱的企業監督。梁啟超在《敬告國中之談實業者》一文中，感嘆股東普遍的投機心理加劇、監管乏力，以投機為動機的股東並未把自己的利益與公司的利益結合，“人人皆先私而後公，與此種新式企業之性質，實不能相容。故小辦則小敗，大辦則大敗。即至優之業，幸而不敗者，亦終不能以發達”，“阻公司之發達者，則職員與股東，實分任其咎也”。而1910年的上海股災中，川路公司的財務總監違約入市，損失了350萬兩，直接導致川路公司無法接受國有化改造，引爆了保路運動，顛覆了大清帝國。

瓊記洋行在香港的總部大樓（1870年代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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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始推行公司制起，面對國內資本市場的投資動力不足，大清中央政府也是殫精竭慮，想辦法煉制補藥。對於一個官本位了幾千年的國家，最拿手的、最趁手的、最見效的春藥還是烏紗帽：

1898年的《振興工藝給獎章程》規定，“如有獨捐及募集巨款，開辟地利若幹……視功用之大小、款項之多寡，為獎給之等級”。

1903年的《獎勵公司章程》規定，依據公司創辦人的集股總額進行獎勵，從50萬兩至5000萬兩，共分十二個等級，分別特賞不同第等的頂戴或品銜，並聘任為商部不同等級的顧問官或議員。

1907年農工商部又修訂了《獎勵公司章程》，降低了門檻，如最低獎由50萬兩降至20萬兩，獎品依然是“賞商部五等議員，加七品頂戴”；最高獎勵則由5000萬兩下調為2000萬兩，獎品是“賞商部頭等顧問官，加頭品頂戴，特賜雙龍金牌，準其子孫世襲商部四等顧問官，至三代為止”。

朝廷十分重視招商引資工作，不久又出台了《華商辦理農工商實業爵賞章程》，對出資極多、用工較眾的實業家“尤當破格優獎，即爵賞亦所不惜”。個人出資2000萬兩以上，可獲特賞一等子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