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三農問題”

土地和人口的差異化發展

康熙年間的英國，大概是在馬戛爾尼出生前的一百年，誕生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威廉·配第（1623-1687），他有一句名言：“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這裏面強調了農業經濟發展的兩個重要因素，一是土地，一是人口。

事實上，這兩個因素對於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任何一個君主都明白。大家在看《三國演義》時一個明顯的感受，所有的人都在爭兩個東西：一是地盤，一是人口。

自然經濟狀態下的古代中國，產生了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這一觀念導致在自然狀態下人口的不斷增長。但是我們知道，人口不會永不停止地增長的，自然的發展，有它控制人口的手段。在古代中國，戰亂和天災是調整人口增長的兩大主要手段。史料記載，漢時人口最多時已達到6000萬，但是由於中國歷史上戰亂與天災的周期性發生，使得人口一直控制在這個數字以內。然而一個基本的規律是，盛世時期，休養生息，人口大量增長，亂世時期，人口數量大量縮減，尤其是三國、五代、明末等戰亂頻繁時期，人口更是大規模的減少。

清入關以後，國勢趨穩，人口數量開始不斷增長，1651（順治八年）年已達到6000萬左右。隨後人口繼續增加，1691年（康熙三十年）達到1億左右，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中國人口達到2億，1801年（嘉慶六年）則達到3億98，在太平天國起義前夕的道光三十年（1850年）達到了4.3億。在整個清朝和平時期，我們可以看到，人口的增長呈現了一個加速過程99。

在資源充足的自然經濟時期，人口的增長是發展生產和增強綜合國力的重要手段。但是，清中期以後，大量的人口增長，給中國帶來的不是生產力的巨幅增長，而是巨大的人口壓力，大量人口消費的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和相對有限的耕地資源之間的矛盾逐漸加劇。

伴隨著人口的增長，清朝前期的耕地面積和人口都有持續迅速的增加，1645年（順治二年），剛剛經歷戰爭的中國，全國在冊耕地只有4.03億畝；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經過康熙前期的大力發展，恢復到6.08億畝；1754年（乾隆十九年），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聖君治理，增加到7.08億畝，加上不在冊耕地，全國耕地實際上在9億畝左右。然而乾隆之後，清朝再沒有開疆拓土，也沒有實施邊疆地區的開發，因此，清朝的土地再也沒有任何增加，直到1887年（光緒十三年）中國墾田面積仍是9億多畝。100

雖然從十八世紀起，中國的耕地面積不再增加，但是人口卻仍不斷增長，從十八世紀中期到十九世紀中期人口增長了一倍多，在巨大的人口壓力下，人均耕地面積不斷下降，從1753年的4畝降到1851年的1.75畝。101

因直陳時弊而被嘉慶皇帝“改發伊犁，交將軍保寧嚴加管束”的洪亮吉，寫過一篇文章《治平篇》，就當時的土地與人口問題進行了分析。按他的說法“一人之身，歲得四畝便可以得生計矣”，中國百姓在乾隆之後的生活狀況可想而知。

更嚴重的問題是，1.75畝，只是個平均數，不考慮土地兼並的問題。

土地兼並，歷代皆然，這是地主的本性，也是農民的理想。清朝從開國之始，八旗貴族就大肆圈占民田，漢族的顯官豪紳，也憑藉財勢，廣置田產，其結果就是土地高度集中，“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而這人數僅占十分之一的地主則“坐擁一縣之田，役農夫，盡地利，而安然衣食租稅”。102

清室貴族占田數額向來很大。乾隆時，大學士和珅田產多達“八千頃”；道光時，因“家人私議增租”被降職的英和因罪田產沒官，“計有五七二頃余”；因擅自割讓香港而被“革職鎖拿，查抄家產”的琦善亦有“二五六頃之多”。103

漢族大地主所置田產也不遜色，如：詹事府的少詹事高士奇，家在浙江平湖，“置田千頃”104；湖南桂陽州鄧氏兄弟，“田數百頃，以富雄一方，至用擔石程田契，乘馬不牧，遊食田野數十裏，不犯人禾”105；衡陽劉重偉兄弟，因經營山場木材業致富，“至嘉慶時，子孫田至萬畝”；106太平天國起義的廣西潯州府所屬平南縣民諺有，“江北張其耀，江南滿國球”之稱；桂平縣也是“田多為富室所有，荷鋤扶耜之倫，大半為富人之佃。”107

總的來看，各省各州縣土地集中的比重，雖各不相同，但“豪強兼並，一人而兼數十人之產，一家而兼數十家之產”108，則是普遍現象。

土地是地主的，無地之人要想生活必須租種地主的土地，而出租的土地必須要收地租的。清初，蘇南地區“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一石二三鬥，少者亦八九鬥”109。到了道、鹹年間，蘇南租額“少者亦得一石出頭，而重者竟有一石五鬥之額”110，在吳江，雖“下下田”，亦收一石有余之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