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留下了什麽

洋務運動自六十年代起，初為強軍，大建現代軍事工業，造成東亞最大的兵工廠——江南機器制造局、規模僅次於江南制造局的天津機器制造局、遠東最大的造船廠——福州船政局，不以營利為目的，都從國家財政撥款，或從海關稅收中截取經費支持。

七十年代起，發現沒有強大的經濟支持，強軍是難為實現的，於是又為富國，大建民用工業，建成東亞當時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漢陽鐵廠。

但是這些企業大都帶有一切國有企業的弊病：

第一是冗員充斥，人浮於事。福州船政局，一個1000多人的局廠，僅官府委派的各種管理人員就達100多人，沈葆禎接任船政大臣那天，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薦書盈筐”，“戶為之穿”，每月定額經費5萬兩，“薪水工食”一項開支即達3.9萬余兩238，也難怪李鴻章批評它，“不足禦侮，徒添靡費”。239

第二是行政命令，管理失當。例如張之洞在創辦漢陽鐵廠選址時既不靠鐵礦，也不靠煤礦，而是選擇靠近“省城地岸”的漢陽龜山下，主要就是因為“可以時常親往督察”240，但是此處地勢低窪，要建鐵廠必須墊高地基九尺，還要修一段江堤，所以光建廠墊地基一項就耗費白銀高達百萬兩以上。241

第三是入不敷出，粗制濫造。江南制造總局仿制的德國毛瑟11毫米前膛步槍，每支槍成本比外國的貴7.4兩白銀，並且水準不高，性能不佳，據說連李鴻章的淮軍都拒絕使用它；1893年，漢陽鐵廠建成時，一噸生鐵價才20余兩白銀，而建成後的漢陽鐵廠煉一噸鐵所耗焦炭一項價格就達白銀20余兩242。

被李泰國騙了之後，清政府對創建一支現代化海軍之事暫時丟下。1874年，日本派兵登陸台灣企圖占據，雖沈葆楨帶兵赴台將他們趕跑了，但這一事件卻引起朝野的警惕，奕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緊急機宜，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六條》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李鴻章則提出“暫棄關外、專顧海防”。

“海防”論壓倒“塞防”論，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海軍。

1875年5月30日清政府下令由沈葆禎和李鴻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加速建設南北洋水師，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中提取400萬兩白銀作為海軍軍費，因考慮到中國當時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所以優先創建北洋水師。

1875年，李鴻章通過總稅務司赫德在英國訂造4艘炮艦。

1879年，又向英國訂造了巡洋艦揚威號、超勇號。

1880年，經過反復比較向德國船廠訂造鐵甲艦定遠號、鎮遠號。

1881年，先後選定在旅順和威海兩地修建海軍基地。

1885年，海軍衙門成立，李鴻章又通過駐外公使分別向英國、德國訂造巡洋艦致遠號、靖遠號、經遠號和來遠號。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師正式宣告成立，當時海軍艦隊堪稱世界第六、亞洲第一。此後，艦隊經費大幅減少，導致技術缺乏更新，設備老化嚴重243。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北洋水師全軍覆沒。

洋務運動的初始目的是為了富國強軍，但是歷史的發展，卻使洋務派種下了“龍種”，連“跳蚤”也沒有收到，既沒有實現國家富裕，也沒有實現軍隊強大，人們把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沒看作是洋務運動結束的標志。

洋務運動結束了，它就沒給中國歷史留下點什麽嗎？不可能。歷史上的任何一筆都會留下永久的印記，而這印記隨著時間的推移，甚至可能會決定歷史的方向。

持續了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留下的東西很多。

第一，政治格局的變化。

清入關之後，雖然也行儒教大禮，稱天子，提倡滿漢一家，但是本質上還是帶有徹底的民族統治特征的，我們在第一章已經說過，他們不僅在經濟上“以兵之名額，坐領餉糈”，而且在政治體系上也一直處於上層的位置。

作為不到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一的少數民族要完成對整個國家的控制，必須要依靠漢族士大夫去完成，這一點，滿清認識得很清楚。但同時，他們更清楚的認識是，不能完全把政權交給漢族士大夫去管理。於是他們的政策是：既利用又限制，一般衙門滿漢夾用，而外省督撫則多用滿人，少用漢人，即使是在漢人為主的綠營兵裏，其將領基本上也都用滿洲人。

但是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情況發生了變化，漢族士大夫崛起，逐漸取得了在政治體系中的重要地位。1861年，慈禧發動了“辛酉政變”，奪取了清政府的最高統治權後，對曾國藩湘軍集團放手利用，完全改變了過去既利用又限制的方針，曾國藩湘軍集團也就得以發展成為清政府中最大的實力派。從1861年到1864年四年多時間，先後有21個湘軍集團頭目出任督撫，以1863年為例：清政府共設8個總督，15個巡撫，而湘軍集團中的人就占了5個總督，9個巡撫。到了七十年代，中國的18個省中，有15位巡撫是漢人，15位按察使是漢人，14位布政使是漢人，同時，較低級的官僚機構也被漢人支配了，在道台以下官銜的官吏中，漢人占90%，滿人占7%，蒙古人只占1%強，而漢八旗還不到2%。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