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其人

說起近代中國史，繞不開康有為，因為康有為的成長史，既是一部清末中國的發展史又是演變史。

康有為（1858-1927年），名、號很多，因是廣東南海人（現佛山市南海區），所以多稱其為“康南海”。

康有為出身於以理學傳家的官僚家庭，少年聰穎，加上家庭環境的影響，4歲時就會識字，5歲能夠背誦幾百首唐詩，6歲入私塾，師從番禺簡鳳儀，當年就讀完了《大學》、《中庸》、《論語》、《孝經》，據說有人出“柳成絮”為題讓他作對，康有為應聲而答“魚化龍”，聽說這件事的人都覺得“此子非池中之物”，於是得“神童”之名。

由於其祖父悉心教之以詩書禮儀，督其以古代聖賢為榜樣，導致少年康有為不知不覺中一言一行刻意模仿，不但不苟言笑，而且言必稱“聖人”，同鄉人都笑稱他“聖人為”，康有為欣然接受，常以聖人自居。自記，“童子狂妄，於時動希古人。某事輒自以為南軒，某文輒自以為東坡，某念輒自以為六祖、邱長春矣。俛接州中諸生，大有霸視之氣”。258這種少年才情是李鴻章、洪秀全，更是曾國藩所不能比的。

1876年，19歲的康有為拜南海著名學者朱次琦為師，求學於禮山草堂。在朱次琦獨立思考精神的影響下，青年康有為以自己的眼光重新審視各家學說，大膽質疑，認為韓愈學問淺薄，浪得虛名，甚至不把宋明時期的大家放在眼裏，認為他們根本沒什麽學問。這讓同學們驚駭不已，認為他目無尊長，言語放肆，逐漸疏遠他，老師朱次琦也“笑責其狂”。

郁悶的康有為靜坐養心，“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則欣喜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259“哭歌無常”的康有為實在讓同學們有點受不了，都認為他得了“心疾”。落寞的康有為只得告別書院，此後，竟然過了一段棲息山林的隱士生活。

1879年，22歲的康有為讀了李圭的《環球地球新錄》後，專門遊了一次香港，英國人治理下的香港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後來寫道：“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敵視之。”260

1882年，康有為“高考移民”到北京參加鄉試，返鄉時路過上海，逛了這個外國人控制下的花花世界，對“西人”治理社會的印象更加深刻，於是他開始認真思考外國人治理國家比中國人先進的原因。懷著強烈的求知欲，康有為瘋狂購買“西書”，“凡上海廣學會出版之書報，莫不盡量購取”261，即使是“於政治哲學，毫無所及”的“聲、光、化、電”等自然科學類書籍。

後來的一件事情更是推動了他對西學的熱愛。1885年3月，康有為突然頭痛，很嚴重，“幾乎死去”，在遍請中醫毫無效果的情況下，他想到了西醫，於是自行鉆研，自行配制西藥，給自己治病，居然治好了，這次經歷使康有為更加信服西學。262

1888年，30歲的康有為到北京參加他一生中的第三次鄉試（考舉人），思想不太正統而又醉心於西學的康有為在正統的八股科舉中要想取得好成績是很困難的。很顯然，他後來的發展不如曾國藩和李鴻章順利。

當時，不敗而敗的中法戰爭剛結束不久，他痛感民族危機和朝廷貪汙腐敗的風氣，於光緒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初八上書光緒帝，痛陳祖國的危亡，批判因循守舊，要求變法維新，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條綱領性的主張，強調只要“變成法”，“十年之內，富強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屬地而雪恥不難矣”263。

但是一個普通“秀才”的上書幾乎是不可能上到光緒的桌子上的，這跟“上書”本身的思想性並沒有關系。心灰意冷的康有為甚至產生了“浮海居夷”的念頭，但是最終還是返回了老家。

1890年，33歲的秀才康有為在廣州長興裏的墻壁上貼出了廣告，準備招學生，開館講學。但是招生廣告貼出半個月，也沒有一個學生光顧。然而不久，轉機出現了。有一天，廣州五大書院之一的學海堂先生石星巢因事外出，倉促之間，沒有替手，忽然想到康有為，便請他暫代一課。講堂之上，“學貫中西”的康有為口若懸河，旁征博引，獨出新解。一席既終，學生們“無不駭愕”。每天為科舉而忙碌那幾本教科書的學生們根本沒聽過這些東西。就這樣引來了大弟子陳千秋，陳千秋又拽來了最著名的弟子梁啟超。但是梁啟超一開始根本看不上康有為，雖然康有為比梁啟超大15歲，但此時18歲的梁啟超已經考上了舉人，而康有為的學歷呢？只是個監生264。然而，初次見面，“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康有為就把自以為已經精通上下五千年“舊學”的梁啟超打蒙了，感覺“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自是決然舍去舊學，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265舉人拜監生為師，其示範效應可想而知。一日之間，康有為聲譽鵲起，優秀學子，摩肩接踵，聯翩而來，康有為開始了他轟轟烈烈的教書生涯。一年後講堂搬到鄺氏祠，又過半年，駐定文昌後殿，始稱“萬木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