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後的新問題

1993年9月16日，鄧小平與其弟弟鄧墾有一段談話：“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人能幹，但是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麽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754鄧小平是有洞察力的，正如他所言，發展起來的中國的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

問題一，農民問題。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推動了糧食產量的迅速增加，從1978年到1985年，中國糧食總產量由30477萬噸上升到37911萬噸755。在這一階段，農民的收入增長是較快的，從1978年的133.6元長到1985年的397.6元756，增長2.98倍。但是到了1985年之後，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生產力的刺激作用逐漸消失，農業生產量止步不前，另加上生產資料價格上漲，農產品價格持續低迷，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放緩，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1997年—200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分別為4.6%、4.3%、3.8%和2.1%，757連續四年一直處於“走下坡路”的局面。

雖然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但畢竟是增長的，按理說，農民的生活還是在一天天好起來，但是事實並非如此，跨入新世紀的部分農民的生活水平不增反降。是什麽因素影響了農民的生活水平呢？主要來自於三個方面：

第一個，醫療。八九十年代的農民看病是沒有單位報銷的，由於醫療體制改革的市場化，導致農民醫療費用的暴漲。1990年到1999年，農民平均純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長了2.2倍；同期每人次平均門診費用和住院費用，分別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長了6.2倍和5.1倍。758甚至有不少先富起來的農民往往因一場大病而又重新陷入貧困的狀況。2003年，衛生部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患病群眾48.9%應就診而未就診，29.6%應住院而未住院，79.1%的農村人口無任何醫療保障。759

第二個，教育。除看病外，農民的另一巨額經濟負擔就是教育。汝信、陸學藝等主編的《200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一書中稱：“一個家庭培養一個學生，從小學到高中要花費3.5萬—5萬元之間，大學本科要花4萬—5萬之間，一個家庭培養一個大學生大約要花7萬—10萬元。在農村，有許多孩子因缺錢失去了上大學完成學業的機會。沉重的教育負擔壓制了農民的消費能力。”760

第三個，稅費。從總體來看，1993年，全國農業各種稅費為125.74億，1998年增加到398.8億元，平均每年增長54.6億元。761然而這僅僅是小數目，平攤到每個農民頭上，並不多，而真正分配到每個農民頭上的絕不僅僅是這些。2000年3月，37歲的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致信總理朱镕基，反映湖北農村的突出問題，他在信中這樣寫道：農民種地畝產1000斤谷子（0.4元/斤），僅僅只能保本（不算勞動負擔）。80%的農民虧本，農民不論種不種田都必須繳納人頭費，宅基費，自留地費，喪失勞動力的80歲的老爺爺老奶奶和剛剛出生的嬰兒也一視同仁交幾百元錢的人頭負擔。由於種田虧本，田無人種，負擔只有往人頭上加，有的村人頭負擔高過500多元/人。762

跨入新世紀的農民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生存狀況呢？做過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給朱镕基總理描述了一個淒慘的畫面：“開春以來，我們這兒的農民快跑光了。連續二十多天來。‘東風’大卡車（坐不起客車）沒日沒夜地滿載著外出打工的農民奔向祖國四面八方的城市。”“我經常碰到老人拉著我的手痛哭流淚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學的悲傷場面。”“聯產承包責任制曾讓億萬農民歡欣鼓舞。可是現在農民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必須貼自己外出‘打工’的血淚錢。”763不僅如此，甚至還發生了基層幹部登門要錢、要糧、要命（計劃生育）逼死人的惡性事件764。

李昌平在信中尖銳地指出當時監利農村的七大問題：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債台如“珠峰”；幹部如“蝗蟲”；責任制如“枷鎖”；政策如“謊言”；假話如“真理”。並最終概括三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76510月，被趕走的李昌平在媒體呼籲：給農民以同等國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