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關隴集團和武後勢力的短兵相接（第3/4頁）

隨後，高宗皇帝下詔，韓瑗被貶為振州刺史，來濟則貶為台州刺史，而且終身不得返回京都之地。同時褚遂良從桂州再貶為愛州刺史，柳奭也從榮州再貶為象州刺史。柳奭的再次遭貶與褚遂良等“謀反罪名”有關。

武後知道，到這時，褚遂良、韓瑗、來濟等已經與長孫無忌徹底分隔開。雖然長孫無忌還是國舅，還是位極人臣的太尉。可是誰都知道，他屁股底下的權位已經處於懸空狀態，隨時有跌落塵埃的風險。當初他厭惡的那幾個汙濁不堪的小人，李義府、許敬宗等人已身居宰相高位，成為官場上的活躍分子。

武後通過這種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擊，使她的政治對手們精神崩潰。經歷過人生低谷的武後對此有痛苦的記憶，人很容易被不斷變化的生存所同化，再強大的精神力也抵不過命運的反復琢磨。如褚遂良那般血性之人，也在這種反復打擊之下，逐漸喪失了先前的豪氣，而變得日益消沉。他寧願被處以極刑，痛痛快快地死。

褚遂良不甘心就此老死天涯，他要為自己爭取最後一次發聲的機會。他終於提筆寫下奏文呈給高宗皇帝：“當年太子承乾和魏王泰爭奪天子之位時，臣無懼一死，全心歸附皇上……而今，臣命如螻蟻，苟且偷生，懇請皇上憐憫！”

褚遂良一心一意地等待著京都傳來好消息，直到此時，他還天真地以為，高宗皇帝會對自己網開一面。他了解皇帝，是個懂得寬容的厚道君主。

時間一天天過去，褚遂良以最後的心血書就的奏文，始終沒有換來君王的呼應，無比的絕望使褚遂良在神傷心碎之余，耗盡了生命的火花。時為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十一月，享年6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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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慶二年（公元657年）八月，韓瑗以“謀反”入罪，被貶為振州刺史。韓瑗生於貴族世家，官場之路走得也頗為順利，官至首席宰相侍中。在此之前，他還沒有真正離開過長安。

望著漸漸消失於身後的長安，淚水濕潤了雙眼，這一次對他來說，也可能是一場生離死別，從此他將步入人生的漫長旅途，長安與他再無瓜葛。

長安的官場百態，也在這一瞬間，突然變得遙遠、奇怪而渺小。在那個遙遠狹窄的世界裏，所謂忠、義、君、臣，如今皆化為虛空的幻影，出現於夜晚的黑暗之中。不管是褚遂良或來濟，甚至於長孫無忌的相貌，如果不用心去想，都不過是一團模糊而奇異的形象而已。韓瑗不敢想，也不忍去想他那遠在長安的妻子，那麽遠，那麽不可企及！

在這孤獨的世界裏，韓瑗的苦惱並沒有維持太久的時間，他中了瘴氣，也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痛苦地死於振州刺史任內，享年53歲。

或許是因為缺乏聯絡的原因，韓瑗去世的消息並沒有得到來自於京都之地的回應。

以前，強烈反對武氏立後的五個重要人物中，褚遂良、韓瑗、來濟、裴行儉等四人已先後被各個擊破，只剩下長孫無忌一個人而已。可是，這最後的一個人，也是最可怕的對手，是最頑強的敵人。武則天采取此種策略，無非也想要就此孤立長孫無忌。

眼見著政治盟友一個個垮台，眼見著武則天封後，眼見著自己的政治對手風生水起。長孫無忌卻變得異常沉默，一個帝國的權力大佬就好像在一夜之間消失了。這位關隴集團的核心人物，在武則天當了皇後以後，就不問世事，埋頭研究起了學問。

從顯慶元年（公元656年）起，他與史官、國子監祭酒令狐德棻合作，陸續編出了武德、貞觀兩朝《國史》。還組織史官編撰了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志》三十卷，組織禮官修成了《顯慶新禮》一百三十卷。

外面在廝殺，他卻穩坐著書齋；其他的關隴大佬接二連三被貶，不見他發一言，這真是一場奇特的“靜坐戰爭”。他這是心灰意懶，是無能為力，還是懼禍？關隴集團和武後勢力的此消彼長，有太多不可思議之處。武則天的進展，真是太順利了。

首先，關隴一派這幾年雖然處於劣勢，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一大批既得利益者，要維護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坐以待斃，他們會構成頑強的阻力。其次，廣大的中間人士恐怕也看不慣顯慶新貴們的卑汙，不會積極附和武後勢力。再者，“後黨”一派的人數實際上少得可憐，他們不過就是敢跳出來而已。論資格、論聲望、論實力，都微不足道，就算有高宗和武後的支持，也不至於這麽痛快地過關斬將。

但是，一個聲威赫赫的官僚集團，就這麽無聲無息地被搞垮了，沒有激烈的反抗，沒有寧死不屈之士，沒有覆滅前的絕唱，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究其緣由，就在於關隴的第一領袖長孫無忌放棄了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