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

一

在舊式的政體之下，皇帝只是代表他的家族以及外環的一特殊集團的利益，比較被統治的人民，他的地位，不但孤立，而且永遠是在危險的邊緣，尊嚴的神聖的寶座之下，醞釀著待爆發的火山。為了家族的威權和利益的持續，他們不得不想盡鎮壓的法子，公開的律例、刑章，公開的軍校和法庭不夠用，也不便用，他們還需要造成恐怖空氣的特種組織、特種監獄和特種偵探，來監視每一個可疑的人，可疑的官吏，他們用秘密的方法偵伺、搜查、逮捕、審訊、處刑。在軍隊中，在學校中，在政府機關中，在民間，在茶樓酒館，在集會場所，甚至在交通孔道，大街小巷，處處都有這類人在活動。執行這些任務的特種組織，歷代都有。在漢有“詔獄”和“大誰何”，在唐有“麗景門”和“不良人”，在宋有“詔獄”和“內軍巡院”，在明有錦衣衛和東西廠，在袁世凱時代則有“偵緝隊”。

錦衣衛和東西廠明人合稱為廠衛。從14世紀後期一直到17世紀中葉，這兩機關始終存在（中間曾經幾度短期的廢止，但不久即復設）。錦衣衛是內廷的偵察機關，東廠則由宦官提督，最為皇帝所親信，即錦衣衛也受其偵察。錦衣衛初設於明太祖時，是內廷親軍，皇帝的私人衛隊，不隸都督府。其下有南北鎮撫司，南鎮撫司掌本衛刑名，北鎮撫司專治詔獄，可以直接取詔行事，不必經過外廷法司的法律手續，甚至本衛長官亦不得幹預。(1)錦衣衛的正式職務，據《明史·職官志》說是“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凡盜賊奸宄街塗溝洫，密緝而時省之”。經過嘉靖初年裁汰後，縮小職權，改為“專察不軌妖言人命強盜重事”(2)。其實最主要的還是偵察“不軌妖言”，不軌指政治上的反動者或黨派，妖言指宗教的集團如彌勒教、白蓮教、明教等。明太祖出身於香軍，深知“彌勒降生”和“明王出世”等宗教傳說，對於渴望改善生活的一般農民，所發生的政治作用，是如何重大。他尤其了解聚眾結社對現實政權有如何重大的意義和威脅，他從這兩種活動中得到政權，也已為這政權立下基礎，唯一使他焦急的問題是如何才能永遠子子孫孫都能不費事地繼承這政權。他所感覺到的嚴重危機有兩方面，其一是並肩起事的諸將，個個都身經百戰，梟悍難制。其二是出身豪室的文臣，他們有地方的歷史勢力，有政治的聲望，又有計謀，不容易對付。這些人在他在位的時候，固然鎮壓得下，但也還惴惴不安。身後的繼承人呢，太子忠厚柔仁，只能守成，不能應變。到太子死後，他已是望七高年，太孫不但幼稚，而且比他兒子更不中用，成天和一批腐儒接近，景慕三王，服膺儒術，更非制馭梟雄的角色。他為著要使自己安心，要替他兒孫斬除荊棘，便不惜用一切可能的殘酷手段，大興胡藍黨案，屠殺功臣，又用整頓吏治、治亂國用重刑的口實，把中外官吏地主豪紳也著實淘汰了一下，錦衣衛的創立和授權，便是發揮這個作用。經過幾次的大屠殺以後，臣民側足而立，覺得自己的地位已經安定了。為了緩和太過緊張的空氣，洪武二十年（公元1389）下令焚毀錦衣衛刑具，把錦衣衛所禁閉的囚徒都送刑部。再隔六年，胡黨藍黨都已殺完，不再感覺到政治上的逼脅了，於是又解除錦衣衛的典詔獄權，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大小案件都由法司治理。天下從此算太平了。(3)

不到十年，帝位發生爭執，靖難兵起，以庶子出藩北平的燕王入居大位，打了幾年血仗，雖然到了南京，名義上算做了皇帝，可是地位仍不穩固。因為第一，建文帝有出亡的傳說，宮內自焚的遺體中不能確定是否建文帝也在內，假如萬一建文帝未死，很有起兵復國的可能。第二，他以庶子僭位，和他地位相同的十幾個親王看著眼紅，保不住也重玩一次靖難的把戲（這一點在他生前算是過慮，可是到孫子登位後，果然又鬧了一次叔侄交兵）。第三，當時他的兵力所及的只是由北平到南京一條交通線，其他地方只是外表表示服從。第四，建文帝的臣下，在朝的如曹國公李景隆、駙馬都尉梅殷等，在地方的如盛庸、平安、何福等都曾和他敵對作戰。其他地方官吏文武臣僚也都是建文舊人，不能立地全盤更動。這使他感覺有臨深履薄的恐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用得著他父親傳下的衣缽，於是錦衣衛重復活動，一直到亡國，始終做皇帝的耳目，擔任獵犬和屠夫的雙重任務。

錦衣衛雖然親近，到底是外官，也許會徇情面，仍是不能放心。明成祖初起時曾利用建文帝左右的宦官探消息，即位以後，以為這些內官忠心可靠，特設一個東廠，職務是“緝訪謀逆妖言大逆等”，完全和錦衣衛相同。屬官有貼刑，以錦衣衛千百戶充任，所不同的是用內臣提督，通常都以司禮監秉筆太監第二人或第三人派充，關系和皇帝最密切，威權也最重。(4)以後雖有時廢罷，名義也有時更換為西廠或外廠，或東西廠內外廠並設，或在東西廠之上加設內行廠，連東西廠也在伺察之下。但在實際上，廠的使命是沒有什麽變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