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與思想

大概上了所謂“中年”年紀的人，在飯後，在深宵，有一點可以給自己利用的時間的時候，想想過去，想想現在，總會喟然長嘆，感覺到有點，甚至於很不安，困惱，仿徨，但願時光倒流。至於明天，那簡直不敢想起，一想起明天，煩躁，恐慌，算了罷，但願永遠不會有明天。明天是一把利刃，對著你的胸膛，使你戒懼，不敢接近。

過去的懷戀，現實的不安，未來的恐懼，成為一般有家庭之累的，有生活負擔的中年人的普遍的感覺。當然，這裏所謂中年人應該除開少數的權貴和大大小小的戰時暴發戶。也除開有信仰有魄力肯做傻事，希望能夠以犧牲自己的微少代價，來換取光明的未來的那些“傻子”們。我不說青年，因為青年還在學校，即使已經走進了社會，也還不到對社會負責任的時候；自然，有些有了中年氣味的青年人，也可包括在我所指的事實上的中年人之內。

這種普遍的感覺形成一種世紀末的人生觀。最好的說明是曹孟德的話：“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苟安甚至麻醉於目前的現實的生活的痛苦，對於未來不敢有計劃，有希望，更談不到理想。這和前一時代相比，和這批中年人的青年時代相比，他們曾幻想明天如何如何，個人如何如何，盡管幼稚，盡管荒唐，卻表明他們對前途有信心，有把握，這信心造成了民族的動力，推動時代前進。這信心使他們出汗流血，前仆後繼蹈著前人的骷髏向前。然而，現在呢？信心是喪失了，勇氣被生活所消沉了，一部分人學得糊塗，也樂得糊塗，“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發發牢騷，哭哭窮苦，橫直無辦法，而且假使有辦法，自己也得救了，不會比別人吃虧。沒辦法呢，你一個人又濟得甚事。一部分人變得聰明了，他們繼承而且體會了“明哲保身”的古訓，是非只為多開口，既然不應該說話那最好是不說，不該想的最好也不想。做傻事的有的是，辦妥了自然不會單撇開我，而且我也是人才，畢竟也撇不開我，弄不好他倒他的黴，也沾不著我。還有一部分呢？會說也會想。他會告訴人這個不好，那個要不得，批評很中肯，有時也還扼要。可是他只是說說，背著人說說，到末了也還是說說而已，以後有好處，他會說這是我說過的，我出過力氣，沒好處他也不負責任。這三種人處世的方法不同，看法卻是一樣的，他們以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是書呆子的想頭，在民主的國家不是已經有人民的公仆在負責了嗎？軍隊有指揮官，各級政府有長官，付托得人，要你來操這閑心則甚？最要緊的最要操心的還是自己的生活，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還得加上房租小菜燈水四樣，添衣服，買襪子，孩子教育和醫藥費用固然談不上，這九件事卻缺一不可，你這個月的收入只夠五天便完了，其余的二十五天是準備吃風還是吃空氣？假如你嫌風嫌空氣不大飽肚子，那得趕緊張羅，衣服賣完了，書籍吃完了，告貸的門路都堵住了，那你得另生法門，第一是兼差，第二是兼業，兼差兼政府機關職員，公司商店職員，什麽都可以，只要有全份米貼。兼業更無所謂，教書，做官，開鋪子，跑街，做點肥皂牙粉什麽的，甚至種菜種花、養豬養牛都行，不是說國民應該增加生產嗎，這正是替國家增產呀！另外有點什麽權帶上個把什麽長之類的，薪水連米貼合起不過六七千元，雇的女幫月薪便是兩千三千，每天開銷幾千元滿不在乎。他自己原諒，他不如此幹就得餓死，社會也同情他，做官不賺個十萬百萬，那成個什麽官？而且他是人，他有家眷，他總得吃飯呀！人人抱著吃飯第一，弄錢第一，生活至上現實至上的宗旨，自然，對於國家，對於民族，對於社會，這些空洞的觀念只好姑且置之高閣了。

而且最不好的，還是明天。幾年來的經驗使他深切了解烏龜和兔子賽跑的故事。這故事已經改編了，主要的一點是兔子不但不肯睡一會而且會駕飛機。他已經斷了心，放棄了趕上去的幻夢。現實還是現實，第一要明白的是你今天必須要活著，而且有活的權利。對於明天以至遙遠的後天或下一個月，你不能有什麽打算，即使你要打算，時間可不能對你負責任，三個月前的米價是多少，今天是多少，你過去曾打算到沒有？如此這般你本能地明白這個道理，你現在有多少錢，最好即時換成實物，保險你最近不會餓死，票子在市場周流不息地轉著，各種貨物被大量地小量地囤積著，票子轉得愈快，物價就愈高，票子也跟著愈快，循環到了一個限度以後，公的私的出入將都以實物來代替票子，人不但對事失去信心，對未來和對自己本身也失去信心，一切都改變了，頭昏眼花，精疲力竭，只好守住今天，對現實作最後的掙紮，明天的且到明天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