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與形式

八股文廢止於1902年，到今天已經四十三年了。四十三年在中國人的生命歷程來說，是一輩子的大半，時間不可說不久。就形式說，八股文死了幾十年，應該早已和草木同腐了。然而，在事實上，它不但未死，它的精神仍然磅礴於新時代、新社會，充塞澎沛，表現於每一政令上、每一事務上。形式也依然存在，不過換了新名目，例如四維八德，什麽生活，動什麽員之類。

六百年的八股文教育，八股文生活，這樣根深蒂固的根性單憑了政治的表面改革，先是由皇帝下一道詔諭，後來又粉刷門面，換上“中華民國”四個大字，怎麽改得了？結果當然是形去實存，靈魂不滅。幾十年來的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思想的一切一切的改革，只是表現在文字上形式上，本體上不但是依然故我，而且變本加厲，就歷史的線索來說明，可以說是應有的現象，應有的結果。因為時代的形式雖變，它的精神——八股精神卻並未為時代所轉變。

抽象地說，八股文之所以為八股文，是因為它專講求形式，文字只是表達這一機械形式的符號。八股的公式是起承轉合，例如起句必用“今夫”，承句用“是故”，轉句用“然而”，合句用“所以”。無論什麽理論或批評或建議，或遊記或書後，都可套上這公式。一共四大段，每段又雙股對稱，說了大半天，盡可毫無意思，等於白說，尤其妙的是最好的文章也就是白說得最道地的文章。寫的人看的人都彼此心照，明知是如此。相傳有一名人作一破題，題目是“鞹”，破題是“鞹，皮去毛者也”。這一點也不錯，猶之於說“建設健全的政治必自去貪吏始”一樣的合理。但是下文呢，沒有了，於是只是一張光皮，一個吏治貪汙成為風氣的時代而已。

講求形式的極致，進而講求書法，墨要濃而發光，字體要方正，風檐寸晷，一刻鐘要能寫上多少字。主文者也是從此道出身的，只要眼睛看著順眼，取錄的把握就有了五成，形式再不錯，就穩著等捷報了。至於意思，那上文已經說過，越沒意思越好，實踐根本說不上。假如真的有意思，獨出心裁的意思，膽敢想前人所未想，說古聖先賢所未說的話，那可不得了，即是反動，是叛逆，小子鳴鼓而攻之，權威者則將你捉去坐監、殺頭。

受了六百年的教育、訓練，養成了光白說不做事，專講形式、玩弄文字的劣根性。我們要記住，六百年來的政治，就操在這些專說古聖先賢的話的人手裏，從當國的執政到中下層幹部，即使是有不從科舉出身的，至少也受過八股文的訓練。社會上的領袖名流，也無例外。這習性根深蒂固，蟠結在每一個人的心裏，活動在每一個人的腦子裏，即使是見面寒暄，也還是“今天天氣好”那一套公式。對人無友不如己者，揀高處爬。對事見機而作，有錢落的就幹，對己自然是恕道啰，有一千個理由，一千個古人的話可以辯解，自然問心無愧。把自己和自己這批人除開以後，自然更可以應用公式，把所有古聖先賢的話搬出來，一大堆道理教人應該如此，應該如彼。有關國家興亡民族隆替的，更可以說得叫人感激流涕，忠義憤發。這些語言文字被他的門生故舊撰成志傳記狀以後，史書采錄，自然編入名臣傳或理學傳，而名垂青史，成為一代完人了。

六百年來所養成的講求文字與形式的精神，光緒帝的詔書和辛亥革命所給予的打擊，只是摧毀了這精神的形式的形式而已。民國五年袁世凱死後，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在《吊袁世凱》一文中，感慨地說中國人的特性是專用文字來表現高超的政治見解，所實行的則正好和所說的相反。細讀袁世凱的文告詔諭，假如不知他的為人和禍國殃民的經過的，一定會以為是不世出的賢臣聖主偉人。他之所以成功在此，失敗亦在此。大隈的話固然中肯，但是猶去一間，因為袁氏之所以如此，正因為他是這時代的產物，他是這時代的寵兒，他因為如此，才能得光緒帝的信任，才成為西後的寵臣，因為如此，才能當內閣總理，當總統以至於皇帝。假如沒有對外問題，他能得到外國援助的話，也許今天還是中華民國的皇帝。

民國以來的文字上形式上的成績，也許會超過世界上任何國家，即使是最先進最民主的國家。我們曾經有過多少套憲法約法，我們也有參照中西集其大成的最完美的民法刑法，我們讀過無數通的綱領宣言，我們也有過多少個計劃，三年或五年的，並且還有數目字和表格。然而，只是表現在文字上形式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