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第6/7頁）

過去是皇帝家天下，而今是少數特殊分子家天下。

“家天下”的解釋是：“我的不是你的，你的都是我的。”因為不論皇帝，不論少數特殊分子，所有財富的來源都是取之於民，然而，都不肯用之於民。

皇帝的故事，試舉一例。

1618年，建州族努爾哈赤起兵，政府無錢增兵，《明史》說：

時內帑充積，帝靳不肯發。

戶部只好取之於民，普加全國田賦，畝加三厘五毫，第二年又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又加二厘，通前後增加九厘，增賦銀五百二十萬兩。

1619年軍事局面危急，政府負責人楊嗣昌向皇帝呼籲：

今日見錢，戶部無有，工部無有，太仆寺無有，各處直省地方無有。自有遼事以來，戶部一議挪借，而挪借盡矣，一議加派，而加派盡矣，一議搜括，而搜括盡矣。有法不尋，有路不尋，則是戶部之罪也。至於法已盡，路已尋，再無銀兩，則是戶部無可奈何，千辛萬苦，臣等只得相率懇請皇上將內帑多年蓄積銀兩，即日發出億萬，存貯太倉（國庫），聽戶部差官星夜賫赴遼東，急救遼陽，如遼陽已失，急救廣寧，廣寧已失，急救山海關等處。除此見著急著，再無別法。(1)

話說得懇切到家，聲淚俱盡，可是結果還是“我的不是你的”，遼陽、廣寧等軍略據點相繼失守。

三百三十年後的中華民族的主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最窮最苦的人民都已盡了最大的財力的、人力的貢獻，公務人員的收入，照比例已經貢獻給國家百分之九十六了。然而，富人地主，以及資本家呢？三萬萬美金以及更多的南美洲的存款和產業呢？

取之於民而不肯用之於民的歷史教訓，1644年的朱明政權傾覆，和當時朝官顯宦勛戚富人的被夾棍、板子擠出幾千萬匹馱馬的金銀，終於不免一死，得罪子孫，貽羞青史，是值得穿針孔的人們多想想的。

（十七）主奴之間一

奴才有許多等級，有一等奴才，有二等奴才，也有奴才的奴才，甚至有奴才的奴才的奴才。

我們的人民，自來是被看作最純良的奴才的，“不可使知之”，是一貫的對付奴才的辦法，就是“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一套話，雖然曾被主張中國式的民主的學者們，解釋為民主、民權，以至民本等等，其實拆穿了，正是一等或二等奴才替主人效忠，要吃蛋當心不要餓瘦，或者殺死了母雞，高擡貴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圖一個長久享用的毒辣主意。證據是“有勞心，有勞力，勞心者食於人，勞力者食人”。老百姓應該養貴族，沒有老百姓，貴族哪得飯吃！

老百姓是該貢獻一切，喂飽主人的，其他的一切，根本無權過問，要不然，就是大逆不道。六百年前一位爽直的典型的主子、流氓頭兒朱元璋曾毫不粉飾地說出這樣的話，《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五十》：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十一月丁卯，上命戶都榜論兩浙江西之民曰：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則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為仁義忠孝之民，刑罰何由及哉！近來兩浙江西之民多好爭訟，不遵法度，有田而不輸租，有丁而不應役，累其身以及有司，其愚亦甚矣！曷不觀中原之民，奉法守分，不妄興詞訟，不代人陳訴，惟知應役輸租，無煩官府，是以上下相安，風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以此較彼，善惡昭然。今特諭爾等，宜速改過從善，為吾良民，苟或不悛，則不但國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

“分”譯成現代話，就是義務，納稅力役是人民的義務，能盡義務的是忠孝仁義之民。要不，刑罰一大套，你試試看，再不，你不怕國法總得怕天，連天地也不容，可見義務之不可不盡。至於義務以外的什麽，現代人所常提的什麽民權，政治上的平等，經濟上的平等，等等，不但主子沒有提，連想也沒有想到。朱元璋這一副嘴臉，被這番話活靈活現地畫出來了。

朱元璋為什麽單指兩浙、江西的人民說，明白得很，這是全國的谷倉，人口也最稠密。拿這個比那個，也還是指桑罵槐的老辦法。其實，中原之民也不見得比東南更奴化，不過為了對襯，這麽說說而已。

（十八）主奴之間二

在古代，主子和奴才的等級很多，舉例說，周王是主子，諸侯是奴才。就諸侯說，諸侯是主子，卿大夫又是他的奴才。就卿大夫說，卿大夫是主子，他的家臣是奴才。就家臣說，家臣是主子，家臣的家臣又是奴才。就整個上層的統治者說，對庶民全是主人，庶民是奴才，庶民之下，也還有大量的連形式上都是奴才的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