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權力安全：慈禧維持統治的核心

慈禧的制衡術

1861年，這一年正是慈禧開始垂簾聽政之時，太平天國運動嚴重威脅著朝廷的統治。這時候的慈禧表現得相當“開明”，她倚重那些能做事的漢臣（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人），放手啟用湘軍，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而後又打破多年以來地方督撫只能由滿人占多數的傳統，重用漢臣為朝廷排憂解難，成功地度過了統治危機。

與此同時，洋務運動開始了。

洋務運動正是從1861年開始的，一開始的口號是“自強”。慈禧最開明的莫過於她對洋務運動的支持。雖然她本人沒有幹什麽事，沒有喊什麽口號，但可想而知，如果沒有慈禧這個最高領導的支持，洋務運動是很難開展起來的。為了讓那些反對洋務的頑固保守大臣閉嘴，慈禧甚至還把他們派到前線，讓他們親自感受一下洋槍洋炮的厲害。慈禧稱不上洋務運動的“總設計師”，但說她是洋務運動最大的幕後支持者是沒有什麽爭議的，這一時期的她真正無愧於“開明”這一標簽。

而一切的事情從戊戌變法改變了，當光緒的變法影響到了她的權力安全時，其實不需要誰來哭訴和造謠，慈禧果斷地終止了戊戌變法，廢除了光緒所有的“新政”，這一時期的慈禧也真正無愧於“守舊”這一標簽。

那麽，慈禧到底是“開明”還是“保守”？要破解這個秘密需要我們來了解慈禧最看重的一件事——權力安全。

皇上的權力至高無上，應該沒有什麽人可以威脅到他的權力安全，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

對於專制王朝的皇權來說，它基本上有三種權力基礎。

第一種基礎是名義基礎——民。之所以說是名義基礎，並不是它不重要，而是它關乎的是政權的“合法性”。政權的合法性並不是一旦取得就可以永久享有的東西。只有當政治清明時，政權的合法性問題才不突出，而當政治走向腐敗時，它就會很突出，因為它存在於民的內心中，跟朝廷的宣傳或者鼓吹都無關——這就是名義基礎的真正內涵。一旦民眾覺得這種基礎已經喪失了，他們就會想辦法強力剝奪這種合法性（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但這種情況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出現的，皇權對名義基礎的在乎也往往只停留在了口頭上。

第二種基礎是實際基礎——官。這裏的官是指官僚集團。皇帝不是與“民”治天下，而是與官僚集團治天下，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國家這麽大，皇帝沒有三頭六臂，必須依靠一群人去把稅收上來，這就是官僚集團。

皇帝通過一套制度（科舉取士、朝廷命官、獎優罰劣等）制造了官僚集團，官僚集團說到底也只對皇帝負責（不排除有一兩個海瑞），他們表面上應該是為皇帝為朝廷出力最多的團體。而事實恰恰相反，他們反而是對皇權和王朝肌體最有害的團體。官場腐敗總是和官僚集團試圖脫離皇權掌控相伴相生，也就是說，“實際基礎”對皇權的破壞力反而是最強的——因為制約不力。

於是，歷史上循環往復的一幕出現了：每當官場腐化墮落、皇權控制不力之際，皇帝不得不進行變法，而每次“變法”基本都是圍繞如何改造官僚集團而展開。皇上必須改造官僚集團而又無法徹底改造官僚集團，因為官僚集團正是皇權衍生出來的，共生共榮，皇上不能與自己統治的實際基礎作對，每拿刀子割官僚集團一塊肉，其實也是割他自己的肉——皇上也難呐！

第三種基礎是核心基礎——大臣。這裏的大臣不是一般的大臣，而是皇上真正的核心團隊，也就是皇上常說的“朕文有某某，武有某某”。大臣既然最為皇上倚重，從理論上說，他們是皇權最有力的保障，而實際上大臣才是對皇權最大的威脅——因為他們與皇上之間，只是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維系，但我們知道，在巨大的權力和利益面前，信任往往是很脆弱的，皇上可能產生對大臣的不信任，大臣也有可能產生對皇上的不信任。

現在我們知道了，皇上其實是很孤獨、很無助、很危險的，皇權的名義基礎（民）的力量龐大，但離他太遙遠，危急時刻幫不了他（沒有監督就沒有參與，沒有參與就沒有幫助）；實際基礎（官）倒是離他很近，但有太多的條件和機會滋生腐敗和陽奉陰違，最終損壞皇權；核心基礎離皇上最近，也離皇權最近，他們離皇權最近的時候，只需要去對付皇上一人，於是諸如朱元璋這樣的皇上，他們只有一個辦法——殺掉或者免掉原來的大臣，不斷地換一批人來重組他的核心基礎，這樣才能睡一個好覺啊。

也就是說，皇帝這個職業是世界上最孤獨的職業，是不可能真正建立一個有效團隊的職業，是注定懷疑一切的職業。推而廣之，皇上下面的軍機大臣、內閣大臣、總督巡撫，一直到七品芝麻官的縣老爺以及縣老爺之下的末品官員，莫不如此。如果要讓皇帝老爺帶隊的這一彪人馬有權力安全感、能夠安心地工作和生活，只有反過來接受“民”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