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租界之戰：裕祿的一場政治表演

裕祿參戰

天津直隸總督衙門裏的裕祿一直很郁悶，作為總督，他有守土之責，也有維護一境平安之責，所以他一直強力“剿匪”。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裕祿發現對他頂戴威脅最大的並不是義和拳，而是洋人，但從甲午戰爭過來的裕祿更加清楚：洋人是惹不起的。

於是裕祿只好緊盯慈禧，太後怎麽辦，他就怎麽辦：“使館衛隊”是從天津出發的，裕祿放行了；西摩爾軍也是從天津出發的，裕祿放行了；6月12日，1700名俄軍海軍陸戰隊進駐天津租界（位於天津城外“紫竹林”，也稱紫竹林租界），裕祿也放行了。

6月13日，慈禧終於給了裕祿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以動武的明確授權，同時將聶士成軍調回天津協助裕祿。聶士成回撤天津的有十營七哨，加上原來駐紮天津的直隸練軍三營，總督府親兵500，天津總的兵力有6500多人，而紫竹林租界裏的聯軍人數是2500人，雖然兵力是洋人的三倍，但裕祿總擔心洋人會出其不意地攻過來。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我們知道了，6月16日亥時（晚9點至11點），大沽口的七國聯軍給羅榮光發最後通牒，要求自動交出炮台，而羅榮光將情況寫成第一份軍報派快馬飛報裕祿。津沽間的距離只有100裏，這份軍報應該很快就會送達裕祿手中。我們暫時不管它的去向，先看裕祿這邊接著發生的事情。

到了17日卯時（淩晨5點至7點之間）——也就是大沽口戰鬥快要結束、七國聯軍即將占領炮台之時，紫竹林租界方面突然給裕祿送來一份照會。這份照會是各國領事以領事團團長杜士蘭的名義發來的，他們告訴了裕祿與羅榮光軍報裏同樣的事情，只不過是以外交文件的方式告訴裕祿的：大沽外的七國聯軍已經給羅榮光守將發出了一份最後通牒，要求羅榮光在17日淩晨2點前交出炮台，否則他們將開炮轟奪！

裕祿看到所謂的這份照會簡直鼻子都氣歪了。很顯然，洋人玩了很大的花招，給羅榮光的“最後通牒”時間都已經過去了幾個小時，才又把這件事情通知他這個最高行政長官。而更可氣的是，這份照會上面的落款日期竟然是16日，也就是說是在給羅榮光的“最後通牒”時間之前，洋人的解釋是路上耽擱了一點時間——反正我們是早點送過來的，只是路上耽擱了。

連環計啊連環計，兩國之間交戰，如果要“師出有名”，不在歷史上留下什麽把柄，除了軍對軍，還需要政府對政府，而給羅榮光的“最後通牒”與天津領事給裕祿的照會配套使用，洋人就達到了不宣戰而實際開戰的目的。在大沽口的羅榮光來不及做完備的備戰，在天津的裕祿沒時間支援，同時也在“最後通牒”時間之前通知了直隸最高行政長官、完全符合“國際慣例”的目的！

事實上這裏面的名堂還不止如此。相信大家還記得：16日子夜，在天津的江蘇糧道羅嘉傑給榮祿送去了一份他弄來的“疑似照會”！

也就是說，從6月16日亥時開始至17日卯時，短短20個小時的時間裏，分別有三份文件先後送給大沽口炮台、直隸總督衙門和朝廷，一份是“最後通牒”，一份是照會，最後一份是疑似照會，而它們實際上都是“最後通牒”，分別刺激大沽口炮台前線守將、直隸最高行政長官和朝廷開戰，解決無法“宣戰”的難題！

這就是洋人在“照會事件”中的嫌疑之處，時間上太巧合了，最需要朝廷開戰的這個結果的，除了端王集團，還有洋人！多年以來，我們一直認為，搞陰謀詭計似乎是東方人的專利，洋人對這些東西嘛，主要是他們學不會。而實際上，這個世界上的利益是會令人瘋狂的，正是因為如此才彰顯相互制衡的偉大，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如此，對於人類來說也是如此。

難怪後來的慈禧在那份戰爭動員的上諭中要特意強調洋人是靠“詐謀”，看來也不能說她是無端地攻擊人啊。

此時的裕祿簡直出離悲憤，也突然意識到：大事不好——頭上的頂戴可能不保。

很顯然，洋人有把握又是發“最後通牒”，又是發“照會”。照這種情形來看，大沽口炮台危矣，十有八九是要被占據了！洋人是很“狡詐”的，但這並不是說他裕祿就沒有責任。

早在6月15日之前，因為發現大沽口外的軍艦有異動情況，羅榮光就派專人向裕祿報告洋人很可能會進攻大沽口炮台，而裕祿同志做了什麽？他向慈禧報告了這則情報（“聞得各國除已去之兵外，尚有續去之兵”），然後他什麽都沒做了，沒有向大沽口方面發一兵一卒幫助守衛大沽口炮台。

接下來，羅榮光在16日晚接到“最後通牒”，同樣派專差飛報裕祿，按正常情況它應該是比領事區照會先到的。如果這份軍報早就到了，裕祿就沒有任何理由不去支援大沽口了。但按照裕祿後來報告給慈禧的說法，他是在接到照會後再接到這封軍報的，也就是說，在接到照會之前，他“並不知曉”大沽口之戰已經打響了，所以他也沒有派援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