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租界之戰：裕祿的一場政治表演（第5/7頁）

“表功”的同時自然也就為大沽口失陷開脫了責任。若只看裕祿同志的這份奏折，大沽口之戰和保衛天津之戰這兩件原本有明顯時間先後順序的事情，基本上是同時發生的，他完全沒有顧及大沽口的失責，被忙忙碌碌、鞠躬盡瘁、嘔心瀝血地“保衛天津”給掩蓋了。看到這份奏折的慈禧還能說什麽呢，估計只恨不得能握住裕祿大人的手，眼淚嘩嘩：我就啥也不說了。

大家要問了，一封小小的奏折，就有這麽大的學問和作用嗎？朝廷難道只會“依折辦事”？

這是有傳統的。鹹豐年間，愛犯事的左宗棠被人上奏參劾，面臨處罰，於是營救他的人就開始想辦法，而這辦法不是去收集左宗棠無罪的證據，也不是去了解所參劾之事的事實，更不是去翻翻大清律法，而是請當時的飽學之士（潘祖蔭）寫了一封更加厲害的奏折，後來左宗棠果然就因為一封奏折被“保”下來了，在這封奏折裏有一句“名句”：

國不可以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

看來“名句”能救人，至於左宗棠到底按律該不該罰，沒人關心了。而在大清的督撫衙門、六部衙門，那些專門為領導寫奏折的師爺，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更加形象的稱號——刀筆吏。

只是這些人文字好，會寫文章嗎？不是的，在這些故事的背後，還有一個秘密，一個王朝傳承千年的秘密。

一位生前默默無聞死後名揚海內外的海外歷史學家——我不說大家也知道了——黃仁宇，在對歷史進行多年的研究後，他得出一個我個人認為是非常關鍵的結論：幾千年來的王朝都缺乏一種“數字化管理”，帝國的繁榮是經不起科學的、精準的數據檢驗的。

裕祿大人這封奏折，雖然前後跨度有整整四天，但關於時間的用語是“隨即”“旋”“馬上”等，相信大家在閱讀其他史料中也是深有感觸的，比如“該有關人員”“該相關部門”等。更厲害的是即使是軍報，數字性方面也不會好到哪裏去，本人對於歷史上幾次著名的戰役曾經想搞清楚雙方的兵力對比，這些報告裏留下的數據往往是——數萬。

說起來這種情況的出現是有比較深層次的原因的：第一，當然是留下點空間，方便大家將來逃避問責，越模糊越好，或者方便軍隊裏吃空餉。這個大家都懂；而第二個原因可能比較搞笑：方便領導看得懂。

帝國的官員都是學八股出身的，從進入私塾起就只有兩件事情：培養寫八股的能力和培養對皇上的忠心，於是他們對於“枯燥”的數字是沒有概念的，經常脫口而出、隨手一寫的就是“數千年往事”“數萬裏河山”以及“數億萬臣民”。他們沒有興趣看數據，你就不要寫，寫復雜了他們也看不懂，還要批評你這報告寫得太差。

這就是說——原來，帝國是沒有理科生的啊！

一個現代型的政府，必然有成熟的政務官（官），也有成熟的事務官（吏），前者是思想型人才，後者是技術型人才，有志於成為政務官的人，自然要讓他的政治理想和綱領接受老百姓的檢驗，才值得大家尊敬。而在我看來，有志於成為事務官的人更加可貴也更加重要。因為他們才是官員隊伍中的大部分，是國家和政府的“基本面”，也能夠讓那些政治家的“天下為公”“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落到實處，轉化為真正的數據，經受細化檢驗。

在京津間失去電報聯絡之後，慈禧並沒有派出幾個她信任的人來天津了解情況。不過，如果這個朝廷一品大員、“天下第一督”的裕祿都無法讓人信任，慈禧又能信任什麽樣的人呢？

6月20日，在裕祿寫第二封奏折的當天，西摩爾軍從楊村開始往天津方向潰退，得知西摩爾大軍正在回撤之後，不知裕祿大人是不是他那個“保天津”的心理又一次發作了，他竟然命令正在軍糧城防線的聶士成分兵前往阻截西摩爾軍！對於裕祿這道命令，聶士成提出了強烈的質疑。

很明顯，雖然理論上說一支敵軍進入天津確實會對天津的防務構成“威脅”，但戰場上的情況是要具體分析的。想想看吧，西摩爾軍是退入天津的，後面還有廣大拳民在追著打，潰退之師雖不足為懼，但潰軍的逃命能力也是很強的，你要真正去打他們，除非事先設有埋伏，否則就會變成耗時耗力的追擊戰。

而反觀天津這邊，裕祿在圍攻租界但還沒有拿下（這是重點），聶士成在軍糧城苦苦地阻截大沽口援軍。此時分兵正為兵家之大忌，一旦分兵，大沽口援軍必然會突破防線，增援租界，接下來租界之圍必然也會被突破。

所以，聶士成的觀點還是那個：既然已經包圍了租界，就要先拖住大沽口援軍，集中優勢兵力先攻進去，只要搞定了租界，不管是西摩爾軍，還是大沽口聯軍，一切都會迎刃而解——也就是說，清軍目前最需要一場實際上的戰果，所謂傷其九指不如斷其一指，罵他三月，不如砍他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