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孫文上書李鴻章（第3/3頁）

孫文為何上書李鴻章？

這一去的結果是：孫文和江英華都帶著憤怒離開了兩廣總督府。孫文“氣怒而返港”，而江英華也從此離開了大清，直至後來遠赴南洋行醫。 不過一次例行公事而已，李翰章大人也不會刁難，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史料記載，在報到時，孫文和江英華都被要求填寫祖宗三代履歷。應該說，這是很正常的，不過是把家庭和出身狀況寫得長一點，並不是一種有意刁難。其實站在朝廷的立場，還有一個隱秘的原因：他們是港英政府推薦的，又一直在香港讀書，現在要進京做官，朝廷有關部門自然要調查一下背景，檢查一下履歷，免得把英國人安排的兩個間諜招進京城。 既然也很正常，為什麽又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 以上只是史料上的記載，在史料沒有記載的角落，會有很多的隱秘的真相。五年之後的1897年，孫文在英國出版了一本英文自傳體著作《倫敦蒙難記》。在講述畢業後的經歷時，孫文特意用了比較大的篇幅。主要意思是，大清中下層官員的正常俸祿，也許是當時全世界各國官員中最低的，然而帝國的官員沒有一個是窮官。比如兩廣總督，他管轄的人口和地域面積都超過了英國，但他公開的年俸也只有區區60英鎊而已。怎麽辦呢？就靠各種巧立名目和敲詐勒索斂財。朝廷也只能靠出賣權力和自身的腐敗才能發展，最後竟然淪落為以使腐敗“合法化”為目的。 根據孫文先生的這段記錄，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是李翰章本人來接待，他是不會刁難的，問題是他不會親自來處理這樣的事情，那麽兩廣總督府裏的窗口辦事人員，一定會按照官場慣例向兩位同學“討賞”，敲敲竹杠。而正是因為這兩位同學是李鴻章大人指名要的人，是有機會進北京做大官的，敲竹杠的數目肯定不會小。這些人很善於把“上面”交代的事情轉化為自己斂財的機會，即使“上面”追究起來，自然也有若幹套說法對付。剛剛從學校畢業的孫文和江英華並沒有就範，於是就發生了上述的事情。 孫文和江英華的命運就這樣被幾個不知姓名的人改變了。我們在史料中並不能找到這些人的名字，他們無名無姓，可又無處不在，潛伏在大清基層官場的每一個角落，是大清的“窗口”，也是大清千千萬萬的“病源”之一。他們正在用實際行動為破壞大清的肌體作出自己的貢獻，也即將為大清最後的滅亡獻出自己的力量。 遠在北京的李鴻章並不清楚這裏發生的一切。由於孫文和江英華並沒有去北京報到，第二年（1893年），李鴻章在按原計劃成立北洋醫學堂之後，最終挑選了朝廷公派留學生屈永秋進行重點培養，直至任命他為北洋醫學堂總辦。十幾年後光緒病危時，屈永秋還是最後留在光緒身邊的醫生之一。而如果沒有當年兩廣總督衙門裏的這個改變，李鴻章應該也會重用孫文和江英華，孫文也會如孫達成和孫眉所期望的那樣，穿上朝服，戴上頂戴，威風八面，衣錦返鄉，光宗耀祖。最後給光緒看病的，也許就是孫文，說不定他還會受到慈禧的賞識！ 一切都已經從這裏改變了。孫文沒有去京城，但他總還得找一份用來謀生的工作。孫文選擇了去澳門“創業”，開了一個醫館行醫，當然，用的是臨時行醫執照。澳門地方小，西醫的市場有限，來了一個用臨時執照搶生意的，其他西醫自然要對孫文進行排擠和歧視，這些人聯合起來，破壞孫文的生意，把孫文趕出了澳門。 1893年，孫文不得不離開澳門，回到廣州，開始第二次“創業”，拉上香港西醫書院的校友陳少白共同開辦“東西藥局”。“東西藥局”的意思是說，他的這個醫館既可以看西醫，也可以看中醫，只要有人上門就好。 慘淡經營了一年多，1894年1月底，大家突然發現：孫文不見了！正當大家焦急的時候，半個月後，孫文自己跑回來了，他手裏拿著一沓稿紙。 原來，孫文回到了老家翠亨村閉門寫作去了，但他寫的並不是《如何搞好藥局生意的下一步打算》。經過一年多的摸索，孫文知道那是徒勞的，西醫在內地沒市場；至於中醫，老百姓們也不會來找他，只會去找白胡子老頭。 孫文搞的是一個大動作，他寫了一封給李鴻章的上書——《上李傅相書》！ 上書，也就是通過影響政府實現個人的抱負，這是自古以來讀書人最愛用的一種方式。上書的途徑有兩種，要麽直接給皇帝上書，要麽給跟自己有一定關系或者有權有勢的大臣上書。在大清，只有一定級別的官員才能直接給皇帝上書，所以讀書人一般不采取這種形式。像康有為那種堅持給皇帝上書的，也只能找大臣轉奏了，而直接給朝中大臣們上書言事就方便多了。 這並不是孫文第一次上書，早在畢業的前兩年（1890年），香山籍的官員鄭藻如回老家休養時，孫文就寫了一篇《上鄭藻如書》，大聲呼籲嚴禁鴉片、大興農桑和重視教育，振興和發展香山當地經濟。當然，孫文也在上書中介紹了自己的情況，他說自己已經24歲，家裏比較窮，既不能走科舉考試博取功名，又沒錢去捐個紅頂子，但“不敢自棄於盛世”，所以欲以平生所學，寫成這封上書，希望能夠得到鄭大人的推薦和重用。 鄭藻如曾經在朝廷中提倡過嚴禁鴉片、改良農業，並親自購買種子、蠶種散給香山的鄉民，頗為朝野稱道，所以，孫文的這封上書簡直就是“投其所好”，但並沒有得到鄭藻如的什麽回音，估計是沒什麽新意吧。四年之後，需要再次給李鴻章上書時，孫文已經有了經驗，他的上書重點談的還是那個在廣東乃至大清的熱點問題——禁煙問題。 當年林則徐虎門銷煙之前，對於如何禁煙，朝廷裏的意見並非一邊倒，而是分成了兩派。一派主張強力銷煙，代表人物是林則徐等人，另一派卻反對這種“簡單粗暴”的銷煙論，代表人物以太常寺少卿許乃濟為首。許乃濟等人看到了鴉片問題的實質：不管朝廷承不承認，朝廷最關心的其實並不是鴉片對老百姓們健康的損害，而是鴉片貿易帶來的白銀外流問題。鴉片貿易在大清不合法，但有巨大的需求，洋商們不會放棄這份利益，地方官員們也與洋商互相勾結，默許走私牟取私利；朝廷收不到稅，造成大量白銀外流。經濟問題其實可以首先考慮使用經濟的手段去解決，而不能只用一把火燒了那些鴉片了事。 所以，許乃濟等人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觀點：不如我們先把鴉片合法化，自種鴉片，自產自銷，合理收稅，以更好的質量和更低廉的價格先趕走洋貨，同時教化和打擊腐朽階層，最後以立法禁煙。其實吸食鴉片在當時世界範圍內基本都是合法的（後來才有立法禁毒），在別的國家吸鴉片的人不多，反而是在禁煙的大清有大批的人吸鴉片，這些人大部分為官僚階層和八旗軍，他們拿著高官厚祿卻沒有什麽事幹，自然就愛上了吃喝嫖賭抽，所以鴉片對大清之害其實根源並不在鴉片。許乃濟等人的觀點，就是把鴉片問題更多地看作是大清與洋人的貿易問題，以外部“商戰”（貿易戰）和內部反腐雙管齊下，最後達到徹底禁煙的目的。 應該說，許乃濟等人的觀點具有很強的現實性，打開了另外一條思路，就連馬克思後來都把許乃濟稱為“大清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但許大人直接揭開了朝廷的傷疤，暴露了官僚階層大面積的腐朽。許大人也不想想，一向以“德化”示人的朝廷怎麽可能允許鴉片合法化呢？朝廷要做的恰恰是要將國力貧弱、軍隊戰鬥力低下的根源通通都推到鴉片上，激起百姓們的民族情感，維護朝廷的地位和天朝的威嚴。 許乃濟的觀點被拋棄了，接下來的事情正是朝著許乃濟擔憂的方面發展的。林則徐銷煙成功，但禁煙失敗。之後的中英之戰雖然被稱為“鴉片戰爭”，但《南京條約》中卻沒有涉及鴉片問題的任何條款，雙方是談不攏的——西方國家追求“貿易自由化”，朝廷又始終不肯撕開面紗讓鴉片合法化，即使再來一次“鴉片戰爭”也談不攏。這等於是戰爭打了，條約也簽了，大清的禁煙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 而到了1858年，為了解決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軍餉問題，朝廷一方面繼續宣揚禁煙是大清的國策，一方面在私底下卻開始對進口鴉片征稅——這等於朝廷在事實上承認了鴉片進口的合法化。自此，林則徐以銷煙方式的禁煙徹底失敗了。 朝廷既然開了征稅這道口子，大清很多地方聞風而動，開始“試行”許乃濟當年提出的辦法——種植和提煉國產鴉片。各地種植罌粟“蔚然成風”，田間地頭盛開著大朵大朵的罌粟花，連成紅色的花海，其壯觀景象遠遠超過了黃色的油菜花海。就連銷煙名士林則徐也轉變思想，羞於談銷煙，開始支持國產鴉片。此時僅僅是虎門銷煙過後的20年，大清的鴉片自己種，自己抽，後來還可以出口了（比如出口到當時的緬甸等國）。 對於國產鴉片，朝廷自然也是要征稅的，可笑的是，就是以“禁煙”的名義來征稅，稅名叫作“土膏捐”。所謂“土”，是指煙土，也就是生鴉片，提煉出熟鴉片的原料，而“膏”也就是煙膏，指熟鴉片。也就是說，朝廷從原料到成品的環節都已經征稅了，再加上鴉片的種植、運輸、銷售甚至吸食都可能都還要征稅。“土膏捐”已經成為大清最重要的稅源之一，那麽反過來，真正的禁煙也就沒什麽指望的了，朝廷不會自斷稅源，也不會揭開“德化”的面紗。雖然不斷宣傳“鴉片有害”以激起民族氣節，但為了“國富”，也是可以犧牲“民強”的。 既然大清的鴉片早已國產化了，為何一直沒有把洋貨趕出大清，最後實現當初許乃濟希望的那樣“自禁”呢？因為大清國產鴉片勝在數量，但弱在質量。畢竟煙土種出來之後，還要有精細的提煉技術才能得到煙膏，技術越精，提煉出的純度越高，口感自然也就越好——而這就是孫文要上書李鴻章的原因。 在上書中，孫文說，他已經率領幾家農戶在香山試驗自種罌粟，提煉出鴉片，口感和氣味比東印度公司的洋鴉片還要好，去年冬天產了幾斤，鴉片鬼爭相購吸。因為銷量好，所以農戶們現在“戶戶欲栽”“群相仿效”，因此建議李大人給予支持和推廣，在大清各省設立農師學堂和農藝博覽會作為推廣機構，讓質量更好的國產鴉片徹底打敗洋煙，最終達到“自禁”的目的。 看來，年輕的孫文是許乃濟思想的追隨者，他相信李鴻章也是。他說他已經掌握了打敗洋煙的技術，描述的過程難免有些吹牛，不過孫文也並非信口開河，他確實是有這些方面的專業知識的。 首先，種植罌粟涉及農藝知識。而孫眉就是農場主，孫文曾經在那裏受到影響。他還曾經從檀香山帶回了熱帶植物酸子樹的種子，種在翠亨村裏他家的旁邊。翠亨村並不是熱帶，但孫文把酸子樹栽種成活了，這是孫文在農藝領域的第一次嘗試。 然後，鴉片需要用化學方法從罌粟中提煉出來。在西方科學領域，化學和醫學是姊妹科學，甚至鴉片本身也被稱作“藥膏”，也算是“藥”的一種，它的提煉和西醫制藥在程序和原理上是一致的。作為西醫書院的畢業生，孫文能夠掌握這些方法也就並不奇怪了。事實上，孫文還具備配制炸藥的能力，這一點他也曾經在翠亨村試驗過，引爆時把村口高大的石匾都給震裂了。 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孫文這篇上書就是以禁煙為中心，向李鴻章大人來“跑項目”，希望得到李鴻章在政策或者資金上的支持。在過去很多的書中，一談到這篇上書，很容易被文章大部分誇誇其談的內容所吸引，而忽視了文章末尾講禁煙的這三小段。很顯然，“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誇誇其談並不是孫文上書的重點，向李鴻章“跑項目”才是。而接下來的事情表明，孫文的背後還站著一個人，一個支持他向李鴻章“跑項目”的人。 他就是即將以一本《盛世危言》而名震天下的香山籍買辦鄭觀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