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戊戌變法：光緒和慈禧的權力博弈（第4/23頁）

朝廷之所以嚴格控制科考的流程和名額，實際上是為了控制一樣每個人都向往的東西——機會。行政體系就這麽大，官員的名額就這麽多，當官的機會也就這麽多，需要百萬計的讀書人去爭。所以，如果在某一年，皇帝因為大婚或者大壽或者心情很好，允許多增加一次科舉考試，這就是給所有讀書人的一個恩賜的機會——恩科。

康有為同學天賦不能說不高，不能說不勤奮，但他的秀才連考了三次才考上，考上舉人的時間更是可觀——用了20年，六考六落榜。在這20年中，有一次考舉人的經歷對康有為來說是比較特別的，這一年康有為來到了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雖然順天鄉試的機會相對比較多，可這一次鄉試，康有為仍然名落孫山。

這一年是1888年，康有為先生已經31歲了——過了而立之年。這一年正是袁世凱在朝鮮給他當時的領導李鴻章寫回國報告的那一年。如果康有為知道有袁世凱這麽一個人，他肯定不會同情袁世凱，而是會相當的氣憤，這個連秀才都考不過的家夥，竟然已經是朝廷的三品官員了，而自己還在這裏擠破腦袋參加什麽鳥鄉試。京城滿大街上都是出身王公之家的八旗子弟，他們遛鳥狎妓，玩物喪志，級別卻比袁世凱還高，這更讓考得兩眼冒星的康有為十分憤怒。

我只要機會平等。每個人生下來，不論他們出生在貧窮之家還是富有之家，不論他們出生在城市還是鄉下，不論他是否有一個富爸爸或者貴爸爸，在面對進入國家行政系統這樣的機會的時候，在面對原本應該公平競爭的時候，他無法說我爸是誰，只能說我是誰。

王侯將相，決於爸乎？

和袁世凱一樣，此時的康有為也是一個奮發向上的有志好青年，他也盼望著人生和事業的突圍。多年的科舉之路使他對人生對社會有了這些不一樣的認識，他即將把這種認識轉化成行動！

在北京破落的小旅館裏，康有為奮筆疾書——他給光緒寫了一封信。在這封信裏，康有為委婉地表達了自己作為一個讀書人對機會不均等的不滿，而造成機會不均等的原因就在於朝廷的政治體制，希望朝廷能夠變法維新，萬一要變法，也別忘了他老康，他是願意並且可以為朝廷去做點事情的。

康有為想象著這封信到達光緒的案頭，光緒看完後萬分激動，一掌震飛了禦桌上的筆筒，大叫一聲“快宣此人覲見”。於是，有兩匹快馬來到旅館門前，說求見康先生，康先生大搖大擺地出來，去了紫禁城。

可是，在旅館裏盛裝打扮等待召見的康有為最終失望了，門口不僅沒有馬，連驢都沒有，倒是有幾個賣火燒的。

這封信並沒有到達光緒的案頭，它的去向不明，最終也許是躺在某個衙門的垃圾箱裏，甚至可能沒有人拆開過。康有為回到了廣東。這一年的冬天蕭瑟，南方雖然看不到雪，但康有為的心裏比雪後的泥街更加淒涼。

這是康有為一生中的第一次“上書”。

回到老家後，康有為仍然要復習準備考試，但畢竟已經是30多歲的人了，還需要找點事幹，於是他以秀才的身份在家鄉開了一間私塾，教教學生，順便收點學費，康有為也變成了“康師傅”。其中最著名的弟子是廣東人梁啟超，在科舉系統內，梁啟超的級別比康有為還高——他已經是舉人了，而康有為還是秀才。但是梁啟超仍然拜倒在康有為的門下，因為康有為在業余時間還寫了幾本書，已經是小有名氣的新銳作家和言論家。

而科舉之路還在繼續。1893年，36歲的老秀才康有為在廣東鄉試中，終於戰勝了那些年輕的相公，高中舉人。從16歲成為秀才開始，20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這20年只是為了獲得一個做官的資格——舉人文憑。康有為的故事也夠精彩的，絕對可以寫一篇《有為中舉》了。

兩年後（1895年），康有為來到北京會試，這次又老當益壯，運氣比較好，高中進士，被任命為工部候補主事（六品）。雖然沒有一舉中狀元，也算是光耀門楣了。

當夢想實現的時候，康有為卻並不怎麽興奮，幾十年的科舉之路，他已經乏了、厭了，他認識到科舉其實並不是自己的人生方向，自己的人生方向應該是另外一條道路。

這就是社會活動。

1895年正是清日戰爭結束的時間，清國慘敗，朝廷正準備簽下《馬關條約》，消息傳來，全國的讀書人都激動了，群情憤慨。康有為又想起了他的那個老行當——給皇帝寫信。

北京破落的小旅館裏，康有為又一次奮筆疾書，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將上書寫好了，全文一萬多字，名字叫《上今上皇帝書》，主要內容仍然是呼籲朝廷改變現狀，變法維新。和幾年前相比，“這個國家需要變一變”已經成為了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共識，很多人即使無法說清楚他的觀點，也有這樣的感覺。既然已是社會輿論，和之前上書相比，康有為的語氣激憤了很多。他冒死警告光緒皇帝，如果再不改變，到時候您別說做皇帝，只怕做一個普通百姓都不可能（求長安布衣而不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