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聲名遠播

1、開放的胸懷

讓我們回到李世民的貞觀時代，在皇帝李世民和一班治世能臣的治理下，唐朝大踏步地向著盛世繁榮繼續邁進，如果套用一句時髦的話來說：此時的中國正以嶄新的姿態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那個時候歐洲各個國家打得不亦樂乎，拜占庭帝國已經是江河日下，阿拉伯半島的默罕默德還處在創業階段，如果說唐朝此時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似乎並不過分。

當然，無論是繁榮還是興盛，或是民族自豪感，都必須要有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國家強大！

唐朝此時做到了這一點！

不可否認，在經歷了南北朝二百多年的動亂後，隋朝初年在隋文帝楊堅的精心治理下，中華大地再次煥發出青春。可惜，隨著楊廣同志的登台亮相，先前的一切美好都化為泡影，隋末割據勢力混戰的時候，周圍的很多國家都趁火打劫，突厥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而且這期間中國基本上和其他國家已經失去聯系，當然更提不上人家來進貢。

唐朝建立後，尤其是李世民即位後，勵精圖治，努力恢復生產，剪除邊患，國力漸漸強盛，老百姓安居樂業，尤其是當貞觀四年唐朝消滅東突厥後，大唐帝國更是扶搖直上，威名遠播，先前提到的周圍各個國家公認李世民為“天可汗”就是最好的證明。

事實上，不僅是唐朝周圍的國家，當時世界上很多國家都與唐朝保持著友好的往來，玄奘西行求法時，所經過的國家中就有很多因為從玄奘那裏聽到唐朝的威名，而特意前來進貢，而且這些國家當時還有很多移居長安的僑民，他們大多數是往來於中原和中亞、印度各國的商胡，也有不少來中原求法的僧侶，還有少部分的畫師、樂工和舞姬。

此外，當時唐朝和西亞各國也有聯系，尤其是和伊斯蘭教保持著友好的的關系，在武德時期，伊斯蘭教就已經開始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民間進行傳教，貞觀六年（公元632年），默罕默德的舅母稱旺各師，親自到長安宣誦《古蘭經》傳教，而且受到了李世民的禮遇，允許其在長安建立大清真寺，從而開啟了雙方的官方往來。

除了伊斯蘭教之外，在長安還同時並存著三大教派，它們分別是摩尼教、襖教和景教，這三種宗教都是從伊朗的薩珊王朝傳入中國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唐初襖教徒是很受優待的，從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開始，唐朝開始尊奉襖教，凡是伊朗人在華的聚集地就建有襖教寺，在這些襖教寺中，建立時間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就是客死長安的薩珊王朝國王伊嗣依之子卑路斯於貞觀三年（公元631年）建立的襖教寺，襖教在唐朝曾經的輝煌，從另一個側面也印明了中伊兩國的文化交流的確源遠流長。

伊朗、阿拉伯雖然距離唐朝很遙遠，但當時和唐朝有來往的諸多國家中，最遠的其實是印度洋西岸的東非諸多國家，據史料記載，武德九年（公元629年）十月，非洲的殊奈國（索馬裏南部）曾經派使者在海上航行了6千海裏，輾轉來到長安覲見皇帝李世民，並且帶來了當地的特產，讓李世民和朝臣一時間大開眼界。

當然，與唐朝關系最為密切的，直到今天為止，依然保持著唐風韻味的國家——日本，我們是應該仔細說說的。

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近鄰，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歲月中，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互相影響著，而且影響之深刻，影響之廣泛在世界交流史中都是罕見的，甚至這種影響對各自國家的命運都產生過影響，而在我看來，在兩國最初的交往中，中國對日本的影響可以說是決定性的。

這一切其實都始自於唐朝！

準確的說，是從貞觀時代開始的！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日本第一次派“遣唐使”來唐朝，所謂“遣唐使”並不是指某一個人，而是一個組織，“遣唐使”這個組織規模很龐大，最多可以達到五、六百人，分為正史、副使、錄事、翻譯、醫藥師、僧侶及陰陽師等；還有水手、雜役人員等。

從貞觀四年一直到唐昭宗乾寧元年（公元894年），日本共17次派“遣唐使”來唐朝，遣唐使的人員來到唐朝的任務並不是旅遊觀光，而是每個人依據自身的職責和特長，接觸唐朝各個領域的人，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等到回國時，將在中國學到的施政理念以及各個領域的技術傳回本國，從而對日本國家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唐朝對於日本的“遣唐使”很是歡迎，每次都是毫無保留地向日本人傳授著各方面的成功經驗。

那麽日本向唐朝學習，究竟為本國帶來什麽樣的影響呢？

貞觀十六年（公元646年），日本孝德天皇下令全國革新，而這種改革的參照對象就是唐朝，孝德天皇之所以唐朝為參照對象，就是因為聽取了貞觀初年派往唐朝的遣唐使高向玄理、南淵請安的建議後，下定決心進行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