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平亂之後（第4/11頁）

不僅如此，常袞還主張對於那些借皇帝誕辰，於寺觀中寫經造像、焚幣埋玉，無節止地賞賜和尚、道士，借著為天子祈福的機會大肆斂財的行為，應該明令禁止，得到了李豫的贊同，並升遷為禮部侍郎。正是憑借著這種敢於揭露弊端、勇於上疏言辯的作風，常袞與另一名中書舍人楊炎，共為朝官們所推崇，時稱“常楊”。

事實證明，李豫將楊綰和常袞充實進宰相班子，算是選對了人，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兩個人共同協助李豫，著實做了一些實事，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李豫一朝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是革除了一些時弊的，使朝廷風氣煥然一新。

大歷十二年（777年）五月，楊綰在剛剛進入宰相班子一個月後，就向李豫上疏請求罷除諸州刺史所帶的團練使、捉生將官職。楊綰提出這個問題，顯然是針對此前不久郇謨面見李豫時的控訴，而當時由元載和王縉的個人喜好隨意任命，各州團練使、捉生將無論是權力還是收入都無法監控，往往徇私舞弊，以至於刺史的工資每月可以達到幾萬錢，這就是郇謨所說的團練使、捉生將的存在造成百姓苦不堪言的症結所在。

可以說楊綰適時地提出這個問題，也是元載集團覆滅後，需要對他當政時諸多弊端的一種革除，當時李豫詔令準其所奏，楊綰又趁熱打鐵提出減除諸道觀察判官的人數，也得到了李豫的批準。

在楊綰建議的基礎上，李豫進一步發揮，下詔規定各團練使除非軍事緊急要務，不得擅自召見刺史，也不得任意撤免判決的職務另外派人兼任。又規定各州士兵都限制在一定的人數，招募來的民兵，由官府供給其家人糧食和衣物，這種做法稱為“官健”。

除此之外，凡各地的壯丁被差遣點召（春夏歸鄉耕地，秋冬召集服役）的，由官府發給口糧，這種做法稱為“團結”。

可以說楊綰一上來就出手不凡，協助李豫首先完善了各地方官的俸祿制度。自從安史之亂以來，各地方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很多地方官大發國難財，且各地方官的俸祿差距懸殊，直到楊綰上疏後，朝廷才逐漸制定出上自節度使，下至主簿、尉級官員的俸祿制度，原先超額或者不足的，采取多減少補的方式，進而達到了上下有序。

可惜的是，就在楊綰剛剛想要大顯身手，李豫也正想倚重楊綰，讓他厘定政令、改革弊端的時候，楊綰不幸身染重病，於大歷十二年（777年）七月不幸病逝。

楊綰病逝的消息猶如晴天霹靂，讓李豫刹那間備受打擊，為此李豫痛哭不已，連續三天沒有上朝，三天後當他重新坐在朝堂上，想起群臣中再也看不見楊綰的身影後不禁痛悼難持。

“上天難道不讓朕平治天下達到太平盛世嗎？為什麽這麽快就奪去了楊愛卿的性命啊！”李豫由衷地感嘆道。

這既是一種無奈，也反映出李豫重用賢能急於恢復帝國盛世的焦急心態，在他看來，楊綰對於自己而言，相當於先祖李世民身邊的房玄齡、杜如晦，以及祖父李隆基身邊的姚崇和宋璟。

可是現在楊綰已經撒手西去，李豫雖然悲痛萬分，但人死是不能復生的，朝廷的事情還是必須有人去做，所以李豫將希望寄托在了另一位宰相常袞的身上。

縱觀常袞為相的那一時期，他的最大貢獻就是用自己的言行，深刻地影響了李豫廣開言路納諫忠言。

事實上，在楊綰身染重病不能理政的那段日子，宰相班子就已經開始以常袞為核心，在常袞的建議下，李豫連續發布三個《求言詔》，申明廣開言路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並且在常袞的牽頭下，采取了很多有利於諍諫的措施。

李豫在《求言詔》中要求各級官吏繼承和發揮太宗貞觀時期廣開言路的優良傳統。同時指出自己從繼位以來，很少聽到諫臣進言，針對這種情況，李豫規定以後諫臣所獻的奏疏，可以不限早晚任意時間送到宮內來，各門司不得私自扣留，如果必須面見皇帝的，必須要攜帶奏疏覲見，以利於皇帝參考。如果皇帝發布詔令與時事不符或者賞罰不當，諫臣可以當面指出，並不會治罪。

同時為了保護諫臣的人身安全，李豫規定凡是官階六品以上的諫臣，因緊急事態上朝擊鼓奏事的，金吾衛士兵不得阻攔，不得對諫臣造成人身傷害，更不許強行拘禁，諫臣獻書投匭的，嚴禁私留副本。

上述這些內容在《全唐文•代宗皇帝條》中都有詳細的記載，感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全唐文》仔細閱讀，這裏鑒於篇幅所限不再贅述。

總之，在常袞的建議下，李豫當時對如何更好地廣開言路做了最大的努力，對諍諫的內容範圍和保護的組織措施以及處理的方法，均做了詳盡的法律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