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 富國安民策

臨近年底了，年味越來越濃。西京洛陽的人口遠不如東京稠密，也不如那裏熱鬧。不過今年雖遇大旱，卻未受大災，百姓手裏的錢也比往年多，自然也就比往年熱鬧得多。街上的人群川流不息，各種小販沿街叫賣，不時出現幾個“打夜胡”的，惹得圍觀的人哄堂大笑。被討到門上的出手也不像往年那麽吝嗇了，總有幾個銅錢扔出來。

轉運使司衙門裏，晏殊興致勃勃地看著徐平、李覯和王拱辰三人寫出來的草稿，不時提兩句意見。具體的經濟運作晏殊搞不太清楚，他也不向那個方向動腦子，但到底是此時的文壇領袖，時文大家，改改字詞句子，讓文章更有氣勢晏殊還是拿手。

書房裏寫的是總目，外面長官廳裏王堯臣、楊告和趙諴等人則做各分目。按照徐平的思路，從上古時候的簡單生產講起，再到生產分工，到商品交換，然後講商品的性質，再講到財富的性質，講到勞動產生財富。然後接著講商品生產和交換、講貨幣、講勞動工具的發明與改進、講勞動效率的提高，講到商品經濟的方方面面。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財富的增長理所應當，國家掌握的財富增加，不但不會侵奪百姓的財產，還會讓民間財產也水漲船高。這一點極為重要，讓新的理論從義利之辨中脫身出來。

等到大家完成了初稿，再集中起來廣泛討論，還要征求本路其他官員的意見，最後形成定稿。如果到時政治環境合適，由晏殊帶到京城呈上朝廷，作為京西路官員對呂夷簡處置京西路飛票的回答，那就是堅決不同意。

這不是意氣之爭，是新的路線能不能生存，能不能走下去的大問題。在這種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徐平沒有退路，必須死爭到底。

而先從上古講起，既是中國古人寫文章的習慣，也是徐平前世教科書的習慣，最容易被人接受。不過古人寫書，往往引了古人的例子便就得出結論，少了後面的大頭。

改過了幾個句子，晏殊意猶未盡，對一邊的徐平道：“徐龍圖，這文章起名字了沒有？”

徐平道：“先前我們一起說話的時候，李覯提了一個名字，稱《富國安民之書》。此書講的就是國富則民安，極是切題，我們都覺得不錯。”

“國富則民安，國富則民安——”晏殊連連點頭，品味良久。“不錯，不錯，你們這書就是立了這個論出來。如果外面能把今年京西路施政跟這綱目切合起來，就真地是發前人所未言，為治世之良策，足以流傳後世。——對了，此書將來要上給朝廷，算是論治國之策，不如便就叫《富國安民策》吧。”

“學士說的極是，那便就叫《富國安民策》！”

歷史上的李覯曾有《富國》、《強兵》和《安民》三策傳世，這一次不涉及軍事，他便就把另兩策合起來作為這書的名字。說到底，李覯以傳先聖大道為己志，這三點一直埋在他的心裏，不管通過什麽形式，最終還是要顯示出來。

把國富與民安統一起來，不再看作是相互對立，是李覯在學術上的重大貢獻。後來宋朝在財政政策上的無數次折騰，包括王安石變法，大多與他的這一論點有關。正是有了國富民安的統一，才脫去了與民爭利的桎梏，不再讓理財官員戴著枷鎖起舞。

當然現在的《富國安民策》遠遠超出了歷史上李覯的局限性，真正把商品經濟的規律講清楚，徹底從以前自然經濟的立論中脫身出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商品經濟的經濟基礎自然要產生新的思想，與舊理論的沖突不可避免。

晏殊或許理解不了書裏講的經濟運行的道理，但能自圓其說他是看得出來的，對現在他來說，這就足夠了。有京西路的政績做底子，有這能自圓其說的理論，對呂夷簡的反對就是說得通的。當然，真正決定他態度的，還是朝裏挺呂反呂的鬥爭。

公吏上了茶來，喝過了茶水，晏殊對徐平道：“以前總講天下之財有定數，不在官則在民，能為朝廷增收的理財能臣，都要擔上刻薄聚斂的罵名。如漢武帝之桑弘羊，如唐代宗之第五琦，一助雄主揚威域外，一助朝廷平定叛亂，功不可謂不大，但卻——”

徐平忙道：“其實也不盡然，齊之管仲，以理財之術助桓公獨霸，世稱名相。”

晏殊愣了一下，才笑著道：“這話說得也是，若講能夠讓國家用度不缺，秦後首推蜀漢之諸葛丞相。帝王信之，百姓敬之，天下誰人不知！”

講桑弘羊和第五琦就太晦氣了，兩個人最後的結局都不太好，特別是桑弘羊，還落了個身首異處，而且都人亡政息。宋朝當然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但是意頭不好，總是能避就避的。徐平的理財手段跟這兩個人有根本的不同，他們都沒有改變經濟基礎，真的就是理財。徐平則是完全把經濟基礎改變了，已經超出了理財的範疇，一旦順利推行下去，就將形成歷史的洪流，浩浩湯湯的大勢無人再可逆轉。自然經濟一旦被商品經濟摧垮，就沒有重新建立起來的機會，這才是徐平所倚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