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1章 兩個合一

晏殊此話一出口，氣氛立刻輕松下來，就連整天都板著臉的徐平，也有了笑容。

說了幾句閑話，李迪問晏殊：“徐龍圖編這一套《富國安民策》可謂是窮盡了心力，不辭勞苦。二十余萬言，言之有理，言之有物，不知學士可否一言道之？”

這是李迪在考較晏殊，在京西路待了小半年，該看的看了，該問的問了，該讀的書也讀了，總得說個一二三出來。不然光說回京幫著說話，幫著說什麽呢？

晏殊考慮良久，才道：“以不才觀之，可用四個字——生財有道！”

四字出口，在場的人一起笑了起來。這話對，可也不對。對是對在概括了書中所稟持的原則，一直講理財，但又時時不忘不是為了聚財而理財。不對是太空泛，實際沒有涉及書中的具體內容。這也難怪，晏殊對那些具體的政策實在說不出什麽，沒有經驗，沒有感觸。在他看來，能夠不違儒家根本而生財，已經很難得了。

李迪對晏殊知之甚深，也不再多問，又問陳堯佐：“陳相公又做何解？”

“民不加賦而國用自足！此一句話自古以來不知道多少人說過，但真正說透了，讓人相信能夠做到的，只有此一《富國安民策》！”

陳堯佐是真正細讀了的，而且處理政事的經驗豐富，李迪一問便脫口而出。

聽了陳堯佐的話，李迪不置可否，又對徐平道：“在老朽想來，若是讓徐龍圖說必然不同於你們二人。龍圖，不知是也不是？”

徐平笑了笑：“此是人之常情，同樣的東西，看在不同的人眼裏，總有細微不同的。”

“那龍圖會用哪一句話來概括此策？”

“天理即人欲，人欲即天理，天人合一。”說到這裏的時候，徐平頓了一頓，“國事即民事，民事即國事，國民合一。”

徐平說完，李迪手扶胡須笑道：“不出老夫所料，龍圖果然思慮深遠。此一策起篇從天理人欲講起，又豈只是理財之策？有這兩句話，《富國安民策》就不僅是治國之術，而可稱之為治國之道了。以道傳天下，足成一家之言！”

李迪的評價，明顯比陳堯佐和晏殊兩人的評價高，也說明他看到了更深的東西。而這一句評價，讓徐平對李迪刮目相看，這位老宰相的聲望果然不是白來的。

自範仲淹被貶，徐平對意識形態空前重視起來。越是重視，越是發現其重要性，怎麽評價都不過分。《富國安民策》編成，徐平已經大致預料到了後果，無非是自己被閑置，而改革由別人去完成。年未滿三十，徐平對做高官主朝政沒有那麽渴望，欲速則不達，多在基層歷練未必是什麽壞事。惟一讓他覺得可惜，心中放不下的，是範仲淹離去，歐陽修等大批年輕官員被貶，朝中出現了意識形態的空档，自己卻偏偏抓不住。

範仲淹對後來宋朝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性怎麽評價都不過分，這是徐平體會越來越深的一件事情。第一範仲淹，第二歐陽修，這兩個人決定了北宋意識形態的主流。至於朱熹等人，源流要從關學洛學上找，雖然重地是洛陽，但關鍵的幾個人物還沒有露頭角。

這是徐平依照自己前世的記憶得出的結論，至於自己的好學生李覯，很讓人尷尬，徐平的前世記憶裏真地沒有他。對他的印象，還遠比不上周敦頤這個半大娃娃。

北宋五子，邵雍還在共城種地，周敦頤隨著舅舅鄭向在京城，張載十歲出頭，因為地處陜西邊地，現在一心想著學習軍事長大打仗，程顥和程頤兄弟剛兩三歲學會說話，就連名字都還沒起。這五個人與司馬光一起被朱熹稱為道學六先生，便是理學的淵源了。當然令人尷尬的是，尊孟的理學裏混入了司馬光這個尊荀的異類，也說明了理學對孟子的態度。

雖然理學是後世眼中的正宗，但在宋朝遠遠不是，影響真未必比李覯大。從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反對，思想便分為兩支，後人稱為改革派和保守派，宋人則以新舊區分。而開新舊之爭的王安石和司馬光，都與歐陽修淵源非淺。影響他們思想的，最主要的人又是範仲淹。越是在這個年代跟這些人接觸得多，徐平越來越把握住一些思想脈絡。

宋人尊韓愈，理學一脈大多都是在野，基本沒有執掌朝政的機會，實際上與政治的關聯不大，學問在性命功夫。之所以尊孟，是繼承孟子的性命理論，真正的內容，是把佛教的心性學說加了改造，融合到儒家中來，後人所稱援佛入儒。這也是從韓愈發端，講性情分別，用儒家的性情來與佛家的心性說對抗。歐陽修思想上是繼承這一脈的，但離原始的孟子思想更近，認為性善性惡不必深究排佛抑道特別堅決。

司馬光和王安石，都受到歐陽修的影響。心性在宋朝，特別是在北宋，在讀書人中並不是主流。北宋的儒家主流是講實學，講實際的政治民生，而不是袖手談必性，講求個人修行。理學的意義更大的是在虛的哲學意義上，對佛教哲學的吸收融合，斷了佛教在社會上層中文化上的根。宋朝儒學的主流是範仲淹建立起來，以《易》和《春秋》為宗的治國理論。對自身嚴格要求，關心民生疾苦，道之所在，奮不顧身。在學問上面範仲淹顯得粗疏，但正因為粗疏，也就沒有破綻，一些大的原則，怎麽說都是對的。他留給後人的，是一種精神，這種精神激勵後人。至於真正的精細學問，反而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