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1章 兩個合一（第2/2頁）

不管是王安石還是司馬光，不管是新學還是舊學，都是繼承範仲淹這種精神的。他們的分歧在治國之道上，這個治國之道的思想來源就雜了，李覯就是其中一大派。

自己要推動改革了，徐平自然會留心古今的歷次變法革新。看得多了，便就敏銳地發現一個問題，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影響深遠的變革往往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

商鞅變法是法家的實踐，北魏孝文帝改革是胡人的主動漢化，王安石變法不用講，意識形態沖突的色彩特別濃烈。把意識形態不當一回事，認為能一言出天下景從，就是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不解決意識形態問題，搞改革就是自己向火坑裏跳。

後世講歷史上的改革，往往略掉意識形態的沖突，這樣做的原因多種多樣。至於把改革中的各種勢力分為幾個利益集團，認為反對者只是因為利益受損才反對，無非是把歷史庸俗化，跟戲曲中用臉譜代表幾個人物一個道理。利益受損肯定會引起反抗，但支持的就是得利的，反對的就是利益受損的，把政治當作小商人做生意，就是嘲笑人類智商了。

把歷史人物庸俗化，把歷史事件簡單化，把歷史進程虛無化，徐平前世閑著沒事跟人聊天自然無所謂，發帖子吹牛也無非是閑氣。但自己置身這歷史洪流中，再沒有覺悟，用遊戲的心態看歷史，那就要活該被歷史大勢碾成塵土。

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分析，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生產關系的變化，生產關系構成了經濟基礎的最主要內容，這種變化就要在上層建築中表現出來。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政治結構變動困難，首先就是反映在意識形態的改變上。

意識形態沒有動靜，就說明了改革的時機不成熟。強行推動，成功了就是商鞅被車裂的下場，失敗了則死無葬身之地，有一個王莽現在還被嘲笑呢。現在萬幸的是，範仲淹的出現，他的受人擁護，說明了意識形態到了重大變革的時候，改革已經成為社會的內在需求。只要順應時勢，就可以用最小的代價，推動社會變革的進行。

正是因為變革已經成了時代的呼聲，《富國安民策》出來，連呂夷簡也能欣然接受。正是因為把握到了時代的脈搏，徐平才不擔心自己的一番心血付之東流。

但是如果不能占領意識形態的高地，不能統一思想意識，改革終究會有波折。徐平最怕的就是政策在別人的手裏變了樣，生財之道成了斂財之術，壞了名聲，自己再從頭來過就困難了。更怕因為政策出了偏差，連帶自己前面的努力也都白廢了。

範仲淹離京，現在由高若訥和姚仲孫兩個諫官同管勾國子監，京城裏也沒有學術上讓人信服的大家，正是搶占意識形態陣地的好機會。讓機會白白溜走，他真地不甘心。

天理人欲合一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論基礎，用徐平前世的話講，就是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求是正義的，是當前施政的主要任務。國事民事合一是繞過義利之辨，官方的利益訴求與民眾的利益訴求是統一的，可以齊頭並進，並不相互背離。這兩句話都能從經典中找出依據，並發展成系統的理論，這正是李覯的拿手好戲。

有了這樣的理論基礎，便就有私利與公利的分別，有了兩者的辨證統一。公利本於私利，而又不同於私利，最終的發展成果還是要落實到私利上去。協調公利與私利的，便就是儒家的根本“禮”，這也是李覯思想的核心。“禮”是原則，法律是具化，兩者之間有根本上的聯系，又有不同，同時對社會形態起著規範作用。

如果能夠把這些放到現在意識形態的核心位置，那麽改革就順理成章了，不再會因某個人或者某項政策的失誤而半路夭折。

徐平費盡心力編了《富國安民策》出來，書編成，卻又發現這不是自己最緊要的任務了。沒有意識形態的指導，政策可能最後會變了味道，走到自己也說不清的方向上去。只有占領了意識形態的陣地，才可以說是立了萬世之法。

人世間的事情便就是這樣，做成了一件事情，卻發現目標永遠在前方。奮鬥的路上不缺乏成功的喜悅，但總是伴隨著失落，也正是這種失落，予人永遠向前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