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說說明朝的兩京制

明清史大家孟心史先生說：“中國自三代以後，得國最正者唯漢與明。”

孟心史先生認為：漢高祖和明太祖兩人得國最正。究其原因，這兩人都出身微賤，起事之初都沒有任何憑借，且起事動機，不過是除暴安民，並無坐天下的野心。按照這個邏輯，如果要在這兩個人中評定出“得國最正”的人，毫無疑問，當數明太祖朱元璋！

如《明太祖實錄》所說：“相傳，唐堯虞舜時代盛行的是禪讓制度，禪讓制度消失，又出現了夏、商、周三代的更替。不過，成湯能夠革除夏桀，全仗亳邑民眾的資助；武王能夠打敗商紂，全賴西方部落的支持。即使像漢高祖這樣的人物，雖說出身微賤，但也憑借其亭長的職位招攬到了一定數量的鄉民。明太祖沒有寸土一民，從白手起家，奔走呼號，海內響應，終於擁有了天下，真是史冊所載，前所未有。”

此外，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王朝，是第一個將遊牧民族徹底驅逐出去光復中華的漢族政權。大明王朝也因此成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由北伐而非南下統一中國的政權。

這，才是朱元璋“得國最正”的真正原因。

說起來，漢民族政權淪亡於異族之手可不是一次兩次，雖然淪亡之後，總能一次次復興，但，哪一次復興，能有明太祖朱元璋逐蒙元這樣酣暢淋漓、這樣大快人心？！

曾幾何時，從黃帝、夏商周三代而下，中國總體呈東西方相爭的政治格局，周、秦、漢、隋、唐建立了政權後，均立足於關中，目的是在防範西北遊牧民族的基礎上，進謀東部富饒之地。

而隨著遊牧民族發展重心的北移，自北宋開始，東西方相爭格局轉化成了南北格局。

明太祖在元末群雄並起之際，由淮河流域向南推進，穩紮穩打，取南京，占浙西，“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以南京附近的州縣作為取天下的根據地，最後建都南京。

南京雖稱六朝古都，但這六朝（孫吳、東晉、劉宋、南齊、南梁、南陳）都不過是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權，且國祚不長，傳國不遠。

明太祖朱元璋雄才大略，當然知道幽燕之地乃是南北相爭的關鍵：漢族政權失去它，只能偏安南方；遊牧民族占有它，則可揮鞭南下。

當徐達、常遇春所率領的明朝大軍猶如旋風之勢席卷幽燕大地，這片困擾了中華漢族人民整整四百多年的“燕雲十六州”終於回來了。

大明王朝的社會發展想要治隆唐宋，疆域拓展想要遠邁漢唐，就必須把這片土地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裏，永不再失。

這片土地離長江下遊的南京有千裏之遙，並且時時遭受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要實現這一點，難度很大。

明太祖想到了遷都。

但北京歷經遼、金、元等異族統治，胡化嚴重，還不適合作為新生明朝的國都。

遷都成了明太祖的一個心病，該心病，畢明太祖一生都沒能解決。

最終，將國都成功遷到了北京的是明成祖朱棣。

雖說朱棣登上帝位並不是明太祖先前所設定的軌道，但朱棣遷都北京，絕對沒有違背明太祖要遷離南京的本意。

燕王時代的朱棣在藩於燕地，多次與蒙元殘余勢力作戰，深諳燕地的戰略重要性。所以，他在即皇帝位後的第二年就改北平為北京，並經過長達二十多年的精心籌備，於公元1421年完成了遷都之舉。

不過，在明仁宗、明宣宗兩朝，北京一直被稱為“行在”，即皇帝率文武百官駐紮的臨時首都；這也就意味著南京還是大明王朝的首都，畢竟，它是太祖所定之都。

到了明英宗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北京才成為正式首都；南京被稱為“留都”，即“置官留守的首都”。

這就是大明王朝“兩京制”的由來。

雖說隋、唐兩朝也有長安、洛陽兩京，但明顯可以看出，大明王朝的“兩京制”與之相較有很大的不同——留都南京裏面留置有一套與北京中央機構相差無幾的政府部門，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內廷的太監體系，一應俱全，堪稱“朝廷的備份”。

“兩京制”的形成，使北京成為明朝的政治、軍事中心；南京則成為明朝的經濟和文化中心。帝國的南北達到了一種很好的平衡。

不難設想，如果明朝一直將政治中心設置在南京，那麽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都在南京，中國北方將不斷凋敝下去，大帝國的統一與穩定就得不到保障。

話說回來，雖然兩京各衙門官員地位相同，但北京的六部等衙門卻是手握實權，可以直接參與國家管理，是名副其實的中央權力機構；而南京各衙門官員多為虛銜，公務清閑，到此任職，則被稱為“吏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