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朱由崧登位

擁立潞王朱常汸最賣力的錢謙益從韓贊周家出來，一頭鉆入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家找高弘圖通氣。

大史學家談遷時為高弘圖府上幕客，目睹了錢謙益驚慌失措、滿頭大汗的醜態，盡述於《棗林雜俎》一書：錢謙益冒著酷暑天滿頭大汗走進高弘圖府中，一句話不說，解開外套，連喝了三四碗綠豆湯，抹了抹嘴，又索汗巾擦幹額頭的汗，才問：“膠東（指高弘圖，高弘圖為山東膠州人）意欲擁立誰？”高弘圖想也不想，說：“福王。”錢謙益臉色大變，一肚子不高興，用力拱了拱手，告辭。高弘圖挽留，並提醒他說：“大局已定，天子可不是我輩可以違抗的。”錢謙益如夢初醒，重新坐下，命令跟隨在身後的仆人火速去訂購烏紗帽，自我解嘲道：“我雖然被罷官，但已經獲赦，來日一起候駕龍江關！”

原本，四鎮總兵之中的山東總兵劉澤清是追隨錢謙益一起擁立潞王的，但錢謙益既然這樣見風使舵，而高傑、黃得功、劉良佐三鎮又已經明確做出了表態，他自己一個人勢孤力單，只好也跟著改弦易轍，棄潞擁福。

福王繼統之事遂無可更改。

最冤的是史可法，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成了十足的冤大頭。

不過，這件事也怨不得誰，一切都是他自找的。

試想想，你本來就是南京最大的實力派人物，如果一早就當機立斷，按照倫序迎立福王朱由崧繼統，誰能阻擋？

所謂“至德者不合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也！

而從馬士英的角度來說，其臨時變卦，也確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其若不隨風而轉，勢必為手下軍隊所架空，進而被其他從龍官員所淘汰。

為避免節外生枝，馬士英率領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盧九德等人在鳳陽皇陵前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宣誓”活動，隨後，親自率兵前往淮安迎接福王朱由崧。

朱由崧的舟船在從淮安駛往浦口的途中，馬士英四處張發文告，稱：“新君已定，但聽傳聞南都有大臣還持不同意見，馬某為謹慎起見，勒兵五萬，沿江駐紮，以備不測。”

此舉明顯是針對史可法了——你史可法公開、高調地指責福王“七不可”，會不會從中作梗？

讀了馬士英的文告，史可法就像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卻也不得不紅著老臉前到江邊朝拜和迎接朱由崧。

但，這個時候，無論史可法說盡多少好話，表盡多少忠心，獻盡多少媚態，都難以補救先前所說過的傷人之語了。

明末大儒黃宗羲天真地以為，這個時候，只要史可法捅破那層窗戶紙，大膽向弘光帝解釋，就說剛開始之所以有不同意見，那是對事不對人，主要是遵循聖人“社稷為重、君為輕”的訓導，現在嘛，群臣的名分已經定下，聖上就不要把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放在心上了。

也不想想，你史可法既然一點口德也不積，恣意對朱由崧的人品做了全面的否定，又豈是口舌之辯可以挽回的？

不過，這時的朱由崧潦倒落魄不堪，還不一定有覬覦寶位之想。

甲申年（公元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朱由崧的舟船在馬士英等人的擁護下，順利抵達南京城外燕子磯。

南京官紳無不前往參拜。

朱由崧頭戴角巾，身穿葛衣，孑影空囊，楚楚可憐。

史可法遠遠見了，趕緊跪下叩拜。

朱由崧聽馬士英介紹得知是史可法，趕緊回拜，並伸手扶起史可法，目中流淚，口中喃喃說道：“家恥未雪，國仇未報。”

史可法代表南京大小官員啟請朱由崧監國。

朱由崧淚流不止，推辭說：“大明宗室多有賢明之士，朱由崧才淺德薄，萬不敢擔任。”

五月初一，朱由崧在眾人的擁簇之下進入了南京城。

諸臣挨次覲見，素衣角帶的朱由崧面對諸臣行禮皆以手扶，待茶款語，極其寬和。

眾大臣所說只要涉及要迎立他監國的事，他就極力推辭，說：“宗社事重，不谷（古代諸侯對自己的謙稱）不佞不足以稱宗社。願請討宜者，不谷不敢當。”

眾大臣所說只要談論及當前的國難處境，他就掩面而泣，一味強調：“封疆大計，唯仗眾先生主持。”

五月初二，大臣繼續面奏勸進，朱由崧仍舊推辭道：“人生以忠孝為本，今大仇未報，是不能事君，父遭慘死，母無消息，是不能事親。斷無登位之理。”

想那朱由崧，孑然一身，孤苦伶仃，逃難於江淮，餐風宿露，漂泊不定，嘴裏所說，並沒有旁人指點、教授，每一言每一語都出於其本人之肺腑，而且，在明成祖朱棣所定嚴酷藩王制度下，還能以國家大事為重，哪裏有半點史可法等人所說的“七不可”的跡象？又豈能不令群臣感動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