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馬士英定策

史可法要找的這個人乃是鳳陽總督馬士英。

馬士英，字瑤草，貴陽人，萬歷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進士，初授南京戶部主事，天啟年間遷郎中，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遷山西陽和道副使，崇禎五年（公元1635年）擢右僉都禦史、宣府巡撫。在宣府任上，因行賄被人告發，坐遣邊防，不久流寓留都南京。

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李自成、張獻忠所部農民起義軍的氣勢延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馬士英得以起用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廬州、風陽等地軍務。

重新入仕的馬士英很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

該年，保定總兵劉超叛亂，巡撫王漢率兵討伐身亡，崇禎命馬士英率軍進討。

馬士英驅兵前往，連戰皆捷，進而築長圍困城。

劉超為河南永城人，與馬士英是舊相識，出城請降。馬士英疑其有詐，待劉超甫一出城，便奪其佩刀，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解除掉城內叛軍武裝，將劉超捆綁成一個大粽子，獻俘朝廷。

馬士英此事做得幹脆利落，得到了崇禎帝的高度贊賞。

也從這件事看出馬士英辦事有勇有謀，反應快，善機變。

當然，史可法找馬士英商量定策大事並非是借重於馬士英的謀略和機變，主要是因為馬士英同樣是手掌兵權的督師文臣，其直接節制著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等總兵，若是得到馬士英的支持，無疑會取得這幾支軍隊的支持。

在前往浦口的路上，史可法已經琢磨出了一個折中之計，即既不立福王朱由崧，也不立潞王朱常汸，而立遠在廣西梧州的桂王朱常瀛。

史、馬密商的過程是愉快的，結果也是史可法所希望得到的。

史可法說：“不管是論血緣還是論賢明，桂王都是最佳人選。”

馬士英快人快語，答：“立桂王也很好，但必須從速。”

馬士英這麽配合，是因為他沒料到自己會在史可法心中占據這麽重的分量，有些受寵若驚，無論史可法說什麽他都跟著附和。

因為太過於激動，馬士英還想馬上邀請南京各衙門官員齊赴浦口，以做成擁立桂王的事實。

史可法考慮到馬士英所任的鳳陽總督不過是地方高級官僚，無權召集朝廷大臣開會，沒有答應。

饒是如此，史可法還是在第一時間內從浦口給南京高級官員發回一封親筆信，直陳定策意見：“既然立福王、立惠王大家都有爭議，不如二者皆舍而改立桂王吧。”

為了照顧到東林人士的情緒，史可法又鄭重其事加了一句“至於潞王，可以仿古代兵馬元帥的制度由他統天下兵馬”。

對於這個折中方案，南京的錢謙益等人並沒有太大的意見。在他們看來，只要不是立福王朱由崧，一切都不是大問題。

但要立桂王，就必須從理論和道義上徹底否定福王。

於是，史可法給福王定下了“在藩不忠不孝，恐難主天下”的調子，剩下的事交給錢謙益等東林黨人進行完善和補充。

這樣，眾東林黨人士你一言、我一語地開始對福王進行操行評定。

這個說福王朱由崧“在邸不類事”，那個說福王朱由崧“非天子器”。

呂大器、張慎言、姜曰廣、錢謙益等人最後總結出了福王朱由崧有七條不可登位的理由，即：“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幹預有司”，提交給史可法。

實際上，給朱由崧冠以“七不可”的惡名，進而說他“不類事”，多為憑空捏造。

的確，老福王朱常洵為鄭貴妃所生，深受萬歷帝所愛，封藩時得到了遠遠豐厚於其他藩王的賞賜，以至於民間流傳有“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陽富於大內”的說法。

不過，明成祖本身是由藩王舉兵而取得帝位的，對藩王的防範就特別嚴苛，專門為藩王制定了許許多多不合人情的條令，有些甚至已經到了神經質的地步了。比如說，親王封國後非奉詔不得進京，且必須老老實實待在封地的百裏之內，不得擅離封地，而且不能出現二王相見的現象。有違上述條令者，即革為庶人，發往鳳陽高墻圈禁，同行之人，一律發往極邊的衛所充軍到老死。宗室有居住鄉村者，雖百裏之內，也必須每隔十日到地方衙門簽名報到一次，但凡一次不到，就定罪議罰。還有，宗室不得與文武官員往來交結，不得幹預百姓的生活，所謂“仕宦永絕，農商莫通”……

正是在這些變態的宗藩條例的鉗制下，大多數宗室蛻變成為被軟禁於封地內不農不仕、啖民脂膏的造糞工具。

所以，以“不類事”來否定朱由崧，多少顯得牽強。

另外，所提到的“七不可”到底是不是事實，也很難說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