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八、和談（第2/4頁）

十月十五日停戰期滿，雙方同意繼續停戰至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六時。在停戰期內，十月十八日袁世凱派出了唐紹儀為總理內閣大臣的全權代表，前往武漢與“黎軍門”或其代表人討論大局，而革命軍方面也派遣伍廷芳為全權代表。

當袁派唐為全權代表時，楊士琦向袁說：“少川（唐的號）是廣東人，廣東人最講鄉誼。革命領袖孫文也是廣東人，伍廷芳也是廣東人，廣東人和廣東人碰頭，幾句廣東話一說，倒不可不提防一下呢！”袁笑著說：“杏丞（楊的號）你放心，我就請你和貴本家晳子（楊度）隨著少川南下吧。晳子是湖南人，革命軍方面不少湖南人，讓湖南人和湖南人碰頭，說幾句湖南話吧。”楊度在東京時和孫中山先生很熟，又和黃興、宋教仁過從甚密，孫黃的認識還是楊的介紹，因此楊對和談是有影響力的。當時有一種理論，是說：革命事業非袁不易成功，袁不是曾國藩、胡林翼，革命黨人不要把他迫著走曾、胡這條路。今日大勢，不是革命黨和清廷的問題，而是革命黨和袁的問題，袁的問題一解決，革命就成功了，而袁的問題只是條件問題，不是原則問題。

袁世凱的親信，清廷的和談特使唐紹儀於辛亥年十月廿一日抵達漢口，在大智門火車站下車。這時清軍的統帥還是馮國璋，馮雖然奉到命令調返北方，可是接替他的段祺瑞還未到達，馮國璋及英國領事、英國艦長、英國民團長等均在車站歡迎。唐紹儀和楊士琦即以英租界英國民團為宿舍，隨同唐一塊來的，還有隨員數十人和倫敦《泰晤士報》駐北京特派員莫裏遜等。

唐紹儀到漢口後，原希望和黎元洪在英租界內會面，可是革命軍方面不同意，於是按照中國習慣，行客拜坐客，於廿二日正午唐紹儀由英國代理總領事和英國艦長陪同，渡江前往武昌織布局和黎會晤。雙方會談約半小時。由於革命軍方面的和談代表伍廷芳尚在上海，於是雙方同意和談地點改在上海進行。

廿三日上午十時，唐紹儀等一行遂搭乘洞庭號輪船由漢口前往上海，武昌革命軍方面也有和談代表胡瑛、王正廷同乘洞庭號前往。

廿四日清廷署理湖廣總督兼第一軍總統段祺瑞率領革職留任的布政使連甲、按察使祝書元等抵達漢口。第二天遂自馮國璋手中接替了第一軍的指揮權。

十月廿七日午後二時，南（革命軍）北（清廷）代表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廳舉行第一次會議。南方首席代表是伍廷芳，參贊是溫宗堯、王寵惠、汪兆銘、鈕永建；北方首席代表是唐紹儀，參贊是歐賡祥、許鼎霖、趙椿年、馮懿同。會議桌是一個長條案，伍、唐並位上座，雙方參贊左右列，武昌軍政府外交司長王正廷亦列席於伍、唐的對面，但均無發言權。雙方坐定後，就互相查閱文件，同時宣布開會，首先由伍廷芳提議，自二十九日起停戰，所有鄂、晉、陜、魯、皖、蘇、奉等省一律實行，待清內閣回電同意，然後和談才能正式進行；在和議進行中，如有擅自調動軍隊的，彼此均當從嚴懲處。伍補充這一提議，認為和談就是要和和氣氣地談，不能打打談談，一邊打一邊談，因為這樣便不是真正的和談。唐紹儀繼伍起而發言，他表示立即把伍的建議電達袁內閣，同時請伍亦立即電告武昌黎都督轉告各省查照。同時談到一段故事，就是汪兆銘在北京時曾電黃興談到促袁參加革命，黃復汪電告以倘袁果能參加革命，即可舉袁為第一任中華民國大總統。黃這封復電，汪曾交給楊度，楊度乃轉陳袁。袁表示：“大統領我不能做，應由黃興做。”因此可以證明袁內心傾向共和，不過身為清臣不能出口耳。於是唐作結論，認為當前和議所討論的，不是反對共和宗旨，而是先求如何達到和平。這第一次的會談就此結束。

和談開始後，南方代表（革命軍方面）提出一個和談的先決問題，就是北方代表（清廷方面）必須首先承認民主共和制的國體問題，這是革命的目的，如果不在這個基礎上談，則無和談的必要。唐紹儀把南方的“和談先決條件”打電報到北京，向袁內閣請示，並提出唐自己的看法。唐的看法是革命軍方面對這個先決條件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因此如果拒絕便無法談下去，不如繞圈子談，就是把這個“國體”問題交給一個“臨時國會”去做表決，如此和談還可以談得下去。袁世凱接到唐的電報，乃向隆裕太後請示，隆裕則召集禦前會議討論，最後終於接受了唐的意見。有人說唐的意見根本就是袁的授意，因為袁的手法就是要假手於革命軍來結束清朝的統治，同時為自己“取而代之”留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