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徐樹錚和閣潮（第4/5頁）

這次政潮的範圍非常之廣。國會議員王玉樹等提出對政府的質問案，認為要罷免一個總長，應該由國會提出彈劾，而不能準許國務總理獨斷獨行。孫洪伊本人則認為“國務員對總統應負聯帶責任，內閣可以總辭，不能單獨免一個閣員的職。”

10月24日，很少到公府來的段忽然來到了公府，親自請黎在免孫的命令上蓋印。黎仍然拒絕。段乃氣勢洶洶地說：“總統不肯免孫伯蘭的職，就請免我的職吧”！黎被他這一將軍抵擋不住，便又無可奈何地說：“可以讓伯蘭自動辭職，免職令還是不下的好”。但是孫洪伊表示除非總統下令免職，自己決不自動辭職。

10月27日，黎請參謀總長王士珍與孫同到公府來商量這個問題。王士珍勸孫讓步，以一個專使的名義出洋考察，不開去內務總長的職，由次長代理部務，以便和緩政潮。孫表示不願出洋。

國會中韜園派議員呂復、褚輔成等提出了彈劾院秘書長徐樹錚案，並且還擬進一步彈劾國務總理段祺瑞。徐看見問題鬧大了，不免情虛膽怯，便表示“只要伯蘭辭去內務總長，維持總理的威信，可以調任為全國水利總裁，或者外放省長”。孫表示：“什麽官我都不要，只要維持我的人格”。段聽了孫不辭職，不出洋，不外調的話，不禁怒沖沖地說：“好，我們大家都辭職，讓孫洪伊一個人去幹”！

一方面表示決不辭職，一方面表示不把他逐出內閣就不能維持總理的威信，可是如果維持了總理的威信，勢必又會影響到總統的威信，這個問題糾纏不清，始終找不出一個適當的解決辦法來。於是黎的策士主張電召“隱居”衛輝的徐世昌到北京組織內閣以代段。他們認為，段的政治資本是北洋派，而徐世昌在北洋派中的資望遠在段之上，並且張勛對徐抱有特殊好感，因此以徐代段不會引起嚴重後果。黎也覺得傀儡總統和蓋印機器做得太苦了，不如痛痛快快地幹一下，就采納了策士們的建議，派王士珍到衛輝迎接徐世昌來。

從10月下旬到11月，徐世昌突然變成“解決時局的中心人物”。北京傳出來的消息異常混亂，一會兒說徐即將來京，一會兒又說他不肯來。最後，他提出了“擁護元首”、“維持合肥”、“不入政界三個條件，要黎答應後才肯動身。

徐世昌於11月16日到北京，當天並不到公府謁見黎。17日，黎親自到五條胡同拜訪他，希望從他取得一些安慰，但是他只向黎說了一些海闊天空漫無邊際的話，黎十分掃興地回到公府來。府秘書長丁世嶧勸黎不要因此灰心，他認為：“半推半就是人之常情，徐世昌不會爽爽快快地表示自己願意做總理。段是個心地狹小的人，先發表命令，必然會負氣出走，徐就可以從容上台了”。黎不以這個意見為然。另外有人建議電召馮國璋、陸榮廷晉京，然後下令免段的職，黎也不以為然。那些策士不滿於這種畏首畏尾的態度，因此，他們沒有取得黎的同意，就打電報給馮國璋，假造“菊老已允出山”的消息，請馮發電為之捧場。可是馮的消息很靈通，早已知道徐世昌不敢取段而代，同時馮自己正因為當選副總統，地位在段之上而感到局促不安，想找一個機會應酬段一下，因此回電說，內閣仍以維持原狀為宜。這樣，就使黎的逐段計劃多了一層阻力。徐世昌上台多了一層顧慮。

17日，徐世昌到府提出府院威信雙方兼顧的辦法，就是孫洪伊、徐樹錚兩人同時免職，並且推薦張國淦繼任院秘書長。他認為張國淦以前做過府秘書長，又做過段內閣的閣員，這樣一個與雙方都有良好關系的人繼任秘書長，一定能夠融洽府院感情。此時黎既沒有勇氣拒絕徐世昌的意見，而舍此之外又無更妥善的辦法，就於20日下令罷免了孫洪伊的內務總長。

22日，徐樹錚拿了免他自己的職的一道命令入府蓋印。黎一面蓋了印，一面又覺得忐忑不寧，要聘徐做公府軍事顧問，還說了一些安慰他的好話。

24日，段向公府提出三點質問：一、現在府方一切措施，是否與責任內閣制的精神完全相符？二、府方經常延擱國務院的呈閱公文，倘有貽誤，其責任應當誰屬？三、經國務會議通過應當發布的命令，府方經常拒絕蓋印，能否說明其理由？

孫洪伊仍然退回到國會，仍然不斷利用國會黨團的力量打擊段。6年1月14日，步軍統領江朝宗忽然派兵到羊肉胡同孫宅進行搜查，據說孫宅藏有“危險分子”八人，孫洪伊有“陰蓄死士進行暗殺”的嫌疑。這樣，孫便只得逃往南京托庇馮國璋。

一般人都以為府院政潮已因黎之軟化而告解決，但是段的看法不一樣，他認為孫洪伊免職僅僅是內閣內部的問題，不能視為府方的讓步，院秘書長徐樹錚既然去職，府秘書長丁世嶧也該去職。黎本想拒絕段的這個無理要求，可是忽然張勛來一個痛斥丁世嶧的電報，因此黎只好同意段的要求，2月25日派夏壽康繼任府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