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私憤介入國策（第2/4頁）

日本對於中國參戰問題和美國立場不一致，日本暗示段祺瑞，認為中國出兵歐洲尚無必要，應該派遣華工到法國。同時願意派遣教官訓練中國軍隊，幫助軍火裝備中國軍隊。2月11日，段密電章宗祥，要章正式訪問日本外務省，聽取日本政府對於中國對德絕交問題的具體意見。

國會討論這個問題時引起了一場舌戰，李肇甫贊成絕交，馬君武最為反對，大呼放狗屁，又以手杖向李揮擊，口呼“打狗打狗！”

馮國璋由反對變為贊成，據說是由張國淦的敦促。張是國務院秘書長，不斷打電報給馮強調對德絕交之有利，他於2月20日由南京動身北上，這時他是以副總統身份北上，又是北洋派中的直系領袖，不過他抵京後，態度又模棱了。

馮北上途中，在津浦路上分別會見了倪嗣沖、張勛和張懷芝。倪嗣沖陪同馮過徐州訪問，辮帥張勛親至車站歡迎，隨即在長江巡閱使署舉行一次會談。馮在徐州表示他的政見是中國應在對德問題上嚴守中立，這主張是和張勛、倪嗣沖主張完全相同。馮的火車過山東濟南時，張懷芝上車迎候，並陪同到德州，然後才折返濟南。22日馮到了天津，朱家寶也上車陪送到黃村，當晚抵達北京。

北京政府給這位新當選的副總統以盛大的歡迎，黎元洪請馮下榻總統府，馮為了避免與黎過分接近而引起段的誤會，所以執意下榻禁衛軍司令部，當晚黎就親赴禁衛軍司令部答拜。

馮之入京，黎、段雙方都認為自己方面多了一個幫手：黎認為馮在對德問題上兩人意見一致，馮是副總統，正、副總統的立場該是一致的；段則認為馮是北洋袍澤，究竟還是一家人，不應該反對自家人去支持老黎這個外人。馮入京後態度確有轉變，由極端反對而逐漸轉變為贊成對德絕交，可是他於廿五日在五條胡同徐世昌私邸和北洋巨頭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三人會談後，發現黎、段兩個的外交意見處於兩個極端，於是他就不再表示他的意見，只說他是為了疏通府、院意見與研究對德問題而來的。

德國駐華公使辛慈這時拼命在中國活動，希望中國不要和德絕交，他知道馮反對和德國絕交，所以非常想拉攏馮，特在公使館內備有盛宴款待馮，馮避嫌不肯赴宴。

段沒有得到馮為幫手，卻得到梁啟超的支持，梁也和段一樣是個“親德派”。他變成反德派後，自我解嘲說是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宣戰，他曾寫好了一部左袒德國的書，就因為這一情勢的轉變而不能刊行，因此還招致他的老師康有為的一封切責函。

朝中議論不定，且以私憤介入國家政策上，這是民國初年最不幸的現象。

2月28日，段命陸徵祥以總理代表的名義與駐京協約國公使商談中國參戰後的權利與義務問題。關於權利方面，段內閣所提出者：（一）、逐步提高關稅，中國方面改訂貨價表後，關稅由原有的值百抽五增為值百抽7．5，裁撤厘金後，再增為值百抽12．5；（二）、緩付庚子賠款，除德國賠款永遠撤銷外，協約國賠款緩付十年，在此時間內不加利息；（三）、廢止《辛醜條約》關於軍事的部分，即廢止天津周圍20裏內不得駐紮中國軍隊，中國不得在大沽口修建炮台，各國得在使館區域及京奉路馬家堡至山海關之段駐兵等條款。關於義務方面，根據日本政府的指示，中國不派兵到歐洲，而只擔任以原料及勞工供給協約國。

英、俄、法、日、比、意、葡七國公使對中國方面所提的條件進行了會談，公推法、比兩國公使為代表，向陸徵祥回答說，各國對以上各條原則上贊成，具體辦法應當另行研究，並且催促中國政府先行采取對德宣戰的步驟。

同時，日本政府派有非正式代表到中國，首先與中國在野人士徐世昌、梁啟超等進行會談，竭力鼓動中國對德絕交宣戰，並且代達本野外相的意見，中國政府應毅然宣布對德絕交，事前不必向協約國提出討價還價的條件。日本政府派遣非正式代表到中國來進行活動，是為了避免刺激中國人民的感情。其中有一個大大有名的寺內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則是到中國來秘密協商“經濟援助”的。同時，英、俄、法各國公使也紛紛訪問梁啟超，進行同樣活動。

3月1日，段祺瑞率領全體閣員到總統府舉行最高國務會議，討論對德絕交問題。黎表示這個問題應該先交國會討論。這當然是很中肯的意見，就黎來說也是避免和段鬧僵的一個回旋。

3月2日，段以國務總理身份邀請參眾兩院議長和國會中各政黨領袖舉行座談，說明對德絕交的必要，列席者都沒有表示不同的意見。這一天協約國的七公使公推法國公使康悌向北京政府陳述他們敦促中國加入協約國的意見。3月3日國務會議通過對德絕交案，並草擬一個致日本政府的節略，交由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提出，請日本政府切實贊助中國政府所希望的，在對德參戰後取得的四項權利。節略末段說：“深信日本政府對中國之誠意。”這個電稿送到總統府後，黎元洪把它擱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