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二、馮玉祥通電下野（第3/4頁）

這時廣州革命勢力正如日東升，廣州國民政府為促使北洋軍人一致覺悟，曾發表歌電，主張對內召開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是，對外取消不平等條約。這些意見本來和吳佩孚的政見是相同的，平心而論，吳在北洋諸將中算得上是一個富於革命性的人物，他自衡陽撤軍後，即以團結對外為鵠的，不過他的團結對外是以他自己為中心，因此廣州國民政府的呼籲，他並不重視，他不能參加革命陣營，對他是一個損失，對當時局勢也是一個損失。其實吳這時對護憲問題已不堅持，對曹錕復職，他亦不贊成，對南方無用兵之意，對北方腐敗勢力則久所痛心，所以他是北洋軍人最有資格可以參加革命陣營的，可惜他個人英雄主義色彩太重，同時又不願投機，因此不僅他參加革命陣營成為泡影，同時卻迫使馮玉祥和唐生智兩人參加了革命陣營。

吳這個人，不顧利害，不計成敗，想到哪裏就做到哪裏，結果這一次的再起，又只是曇花一現。

這是北洋混亂的時期，也可說是垂亡時期，有力量的如奉系正在自相殘殺，使其元氣大傷。在此以前北京政府的後台軍閥就是大老板，如今則誰也不夠資格做大老板了。

首先是直系，曹錕和吳佩孚在直奉二次戰爭以前算是北京的大老板，曹錕賄選後，名譽掃地，直奉二次大戰，直系一敗塗地，吳佩孚窮無所歸。於是奉張和國民軍的馮玉祥成為北京政府的後台。奉張正在得意之時，楊宇霆、姜登選在長江被逐，郭松齡又聯結馮玉祥倒戈，張作霖幾乎變成喪家之犬，迨奉張轉危為安，吳佩孚武漢再起，馮玉祥又變成四面楚歌。至於段祺瑞則無兵無權，空頭執政而已。

當吳佩孚在武漢重振聲威之際，各方人士奔走華中，舉國注意力亦集中於吳，可是吳的聲勢就在武漢也經不起考驗。

鄂督蕭耀南死後，吳佩孚即派陳嘉謨繼任，派曹瑛和熊炳琦等治喪。陳嘉謨於2月15日宣告就職。17日曹瑛又傳死訊，吳的要角一一去世，湖北人士對吳委杜錫珪為省長大為不滿，15日鄂省議會召開緊急會議，決議四點通電全國：（一）由省議會將蕭病逝電告各方。（二）請第二軍司令陳嘉謨以武漢警備總司令名義暫維治安。（三）省長須由省議會選舉，杜省長在未當選前，由政務廳長代理。（四）2月15日以後，鄂省公文非用政務廳長代理省長之名義不生效力。

這是湖北人藐視吳大帥的一項行動，尤使吳難堪的，是這種方式就是湖南省治的翻版，而吳是最反對省治的軍人。

不只是省議會，鄂省公團也紛紛開會反對吳的任命省長，將有聯席會議進行的醞釀。

北京在討吳，湖北又以省治來排吳，可見吳東山再起後，一切並不順利。然而北京也好，湖北也好，都只是空氣而已，因為北京政府沒有力量，討不討吳，絲毫不影響吳，北京所發表的鄂督盧金山和省長劉佐龍都是吳的部下，事實上盧和劉並不接受北京的新命。盧金山且於2月24日由宜昌乘輪到漢口，立即登岸拜訪陳嘉謨，並至蕭耀南墓吊唁，然後赴查家墩謁吳佩孚。26日盧致電北京，請辭鄂省軍務督辦職務，不啻變相打了北京政府一個嘴巴。湖北各法團醞釀的民選省長運動，亦只是曇花一現。

另一面，嶽維峻於22日電北京，請明令派方本仁協攻吳佩孚，孔庚亦電北京，請政府責成方本仁收拾鄂局，2月28日段乃下令派方本仁率軍回鄂，會同軍民兩長查辦吳佩孚。方本仁奉令後即任蔣紹賓為援鄂總司令，鄧如琢為總指揮。

段祺瑞的討吳令是在馮系壓迫下發出，當計吳電發出後，盛傳馮玉祥將再度掛帥，擔任討吳軍統帥。馮下野時本宣稱要出國，可是他只是離開張家口，到平地泉去看風色，國民軍將領亦不希望馮出國。

討吳令下達後，馮系大將張之江、李鳴鐘、鹿鐘麟、宋哲元、劉郁芬、劉驥等聯名致電京內外名流，略謂：

“上年津沽之役，馮將軍功成不居，潔身高蹈。詎知人心丕變，時勢日窳。國家徒去元良，大局仍難挽救。信陽被兵，津南告警，豫東有客軍之侵入，復有鄰省之聲援。戰釁一開，烽煙四起。馮將軍憐此孑遺，潛焉出涕，即欲整裝去國，俾免目擊心傷，征車旦夕待發。竊之江等以今日邦家多難，元氣凋殘，此後戡亂定國，厥惟元戎是賴，比經聯名電挽，責以大義，始允暫緩去國，僅以私人資格從旁襄助，無如勸駕之心徒切，而在山之志仍堅。陳說百端，均不為動。諸公望重鬥山，譽隆中外，關懷大局，應具同情。尚希共念時艱，一致贊助。”

馮系將領希望借這通電能博得海內外名流共同響應，使馮在大家殷切的敦促下出山，可是各方並沒有熱烈的反應。所以馮只好仍在平地泉，坐以待變。